光宗决定买第二栋楼，是在三月的一个下午。

那天她路过汉正街东头，看见那栋楼的铁门上贴了一张红纸。红纸上写着“此房出售”，底下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纸被雨淋过，字洇了，电话号码最后一个数字看不清。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铁门锈了，门缝里塞着几张广告纸，有一张是搬家公司的，电话号码被撕掉了一半。她从包里掏出笔，把能看清的数字抄在手心上。回家打了三个电话才问对人。第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不是。第二个电话打过去，对方说打错了。第三个电话打过去，一个老头接的，说“你找谁”。她说“我找卖楼的”。老头说“我就是”。

第二天她约了房东看房。房东姓孙，七十来岁，穿一件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手里提着一串钥匙，用铁丝串着，叮叮当当的。走到楼跟前，他抬头看了一眼。楼是三层，红砖墙，窗户四格，门是拱形的。墙上有爬山虎，枯的，春天还没发芽。

孙老头把钥匙一把一把试。试到第三把，锁开了。铁门推开，吱呀一声。里面一股霉味。地上散着碎纸。墙角堆着几个破纸箱。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嘎吱响。

光宗走了一圈。窗户没关严，风灌进来，吹得墙上的旧报纸哗哗响。她走到三楼窗口，往下看。汉正街的巷子在她脚底下铺开。密密麻麻的屋顶。晾衣绳上挂着衣服。有人在巷子里骑自行车，按着铃铛。一个老太太蹲在门口择菜，菜叶子扔了一地。她看了一会儿。

孙老头站在她旁边，也往下看。看了一会儿。“这楼我住了三十年。儿子在广东，要接我去。我不想去，但没办法。”他指了指楼下。“那个卖藕的老太婆是我老伴，去年走的。摊子还在。她走了之后，没人收。就摆在那儿。”

光宗顺着他的手指看下去。楼下巷子口确实有个藕摊。没人看着。藕上盖着一块湿布。旁边立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藕。三块一斤”。字是粉笔写的。歪歪扭扭的。湿布底下露出半截藕。白的。带着泥。旁边还搁着一杆秤。秤钩上挂着一根稻草绳。风吹过来。纸板晃了晃。又稳住了。

“八十万，不还价。”孙老头把钥匙攥在手里，叮叮当当的。“你要是买了，楼下那个藕摊，你让她摆着。她摆了十几年了。别赶她。”

光宗没接话，她看着那个藕摊。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回到厂里，光宗把总账本翻开，算了一下午。品牌线月利四万三，批发四万二，代工零，净利四万九千五。银行里有二十四万够首付，贷五十六万，月供四千三。她算了两遍，合上账本。

李秀兰进来送饭，看见她桌上的账本，看了一眼，没说话，把饭盒放下。饭盒是铝的。盖子上有一道划痕。打开米饭咸菜，两块糍粑鱼。光宗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妈，我想买楼。汉正街东头那栋三层，临街，八十万。首付二十四万，贷五十六万，月供四千三。”

李秀兰把饭盒盖拿在手里。没放下。过了一会儿。“你爸知道吗？”

“不知道。”

“你跟他说。”

光宗没接话，继续吃饭。李秀兰把饭盒盖放下走了。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你爸那个人，你好好跟他说。”

晚上许建国回来，光宗坐在客厅里等他。许建国脱了外套，挂在门后，坐下来。光宗把账本推过去。

“爸，我想买楼。汉正街东头那栋，八十万，首付二十四万，贷五十六万，月供四千三。厂里月利四万九千五，够还。”

许建国没接账本，看着她。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了一根，抽了一口。烟在手指头中间燃着。“你爷爷当年也想买楼。没买成。你知道为什么？”

“没钱。”

“不是没钱，是不敢。他攒了一辈子。攒够了，不敢买，怕万一，怕厂里出事，怕还不上。怕了一辈子。”

光宗没接话，许建国把烟掐了，摁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

“你爷爷怕了一辈子。你别怕，买，明天去交定金。”

第二天光宗去了，孙老头在楼下等她，手里还是那串钥匙。叮叮当当的。光宗从包里掏出两万块定金，用皮筋扎着，递过去。孙老头接过来。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据。早就写好的。日期空着，他填了日期，签了名，递给光宗。

“半个月内，办完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