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春天，学校里的气氛比汉正街还热闹。

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香港的历史。从鸦片战争讲到南京条约，又讲到“一国两制”。

他讲得认真，粉笔在黑板上点得咚咚响。讲到最后，他说：“区里组织征文比赛，题目就叫‘香港，回家’。每一个同学都要写。写得好的，送到区里去评。”

光宗参加了征文。

她写得不长。开头第一句是：“我爷爷说，该还的，早晚要还。我奶奶说，英国人的地方，要还回来了。”

她没有写“百年国耻”那样的大词。她写自己家在汉正街，每天有很多货从码头上船下船。有一回，刘四清从码头回来，说“有船挂香港的旗”。奶奶听了半天，说：“那旗以后也要改过来。”她写完了，在结尾写了四个字：“该回来的，都在路上。”

这篇征文后来拿了区里一等奖。

奖状发下来那天，光宗把它折起来，放进书包。耀祖问：“你写的什么？”

光宗说：“写我们家的电视。”

耀祖说：“电视？征文不是写回归吗？”

光宗说：“我写的就是回归。写我们一屋子人，挤在电视前面看回归倒计时。奶奶把花生壳都忘了剥。”

耀祖笑了：“那我也写。我写我们学校也组织了征文，我写了我姐拿奖。”

光宗说：“你写我干什么？写你自己。”

耀祖说：“我自己没什么好写的。我就知道，香港回来了，我们的衣服以后能往南边卖更远。”

光宗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她觉得耀祖这句话，比她整篇征文都更实在。

就在那几天，一个男人找上了许建国的门。

人穿得体面，灰西装，皮鞋擦得亮，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一开口就笑，笑起来一口白牙。他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宜昌市某某贸易公司 业务经理 胡建军”。许建国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没看出毛病。

“许老板，我这次来，是诚心跟你谈长期合作。”胡建军坐在店里的小凳子上，双手搁在膝盖上，坐得端端正正，“我们公司在宜昌有八个门市，专做服装批发。这次想从你这儿进一批货，先试试。走得好，以后每月固定拿。”

许建国心里打鼓。他做了几年生意，还没人主动找上门来。他问：“你们要多少？”

胡建军伸出三根手指：“三百件衬衫，两百条裤子。钱不是问题，就是时间紧。下个月有个大集，得赶在集前铺出去。先发货，货到付款。”

许建国犹豫了一下。他想起光宗说过的话：“发货先收定金。再急也要立字据。”但话到嘴边，被对方脸上那股真诚的笑给挡了回去。

胡建军又说：“我们公司在宜昌做了六七年了，你去打听打听。我要是骗你，我还能坐在这儿跟你谈？”

许建国说：“那先立个字据。”

胡建军笑了：“应该的。我给你写。”他当场从公文包里掏出纸笔，写了一张条子，签了名，还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印章，哈了口气，端端正正地盖在条子上。那印章红艳艳的，像刚从印泥里捞出来。

许建国接过字据，看了看。字据上的地址、电话、货物清单都清清楚楚。他点了点头，说：“行。我让刘四清把货送到码头。”

胡建军站起来，握住许建国的手，用力晃了两下：“许老板，爽快。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货是第二天下午发出去的。刘四清跟着三轮车把五大包货送到码头，看胡建军的人把货搬上一条小货船。船开走了，刘四清回来跟许建国说：“老板，货送走了。那个胡经理说，三天后打款。”

三天后，电话打不通了。

许建国按字据上的号码拨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是空号提示。他还不信，又让刘四清去公用电话打。还是空号。他急了，骑上三轮车赶到码头。码头上人还在，船也在，就是那条小货船不在。有人说：“前几天是有条小船装了些货走，往上游去了。”

许建国站在码头上，江风从水面上吹过来，把他身上那件洗得发旧的外套吹得鼓起来。他站了十几分钟，然后慢慢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根。烟灰被风吹散了，像一小把灰白的雪。

他回到店里，没进去，坐在门口。脚边一小堆烟头，越积越多。

刘四清站在旁边，不敢说话。他记得光宗说过的话，但现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货是他送走的，人也是他给引上船的。虽然不是他的错，可他就是觉得，自己也有份。

光宗放学回来时，天已经擦黑了。

她远远看见许建国蹲在门口，头低着，手里夹着根没点的烟。刘四清站在旁边，眼睛红红的。光宗走到刘四清面前，问：“出了么事？”

刘四清把事说了一遍。说得很乱，一句接一句，像在倒一堆碎豆子。光宗没打断他，听完了，问了一句：“发了多少？什么时候发的？地址写的哪里？”

刘四清一一答了。光宗听完，走到柜台后面，把那张字据拿出来。她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那枚印章的红泥已经干了，边角有点模糊。光宗用手指在字据上点了点，说：“这纸上的水印，是本地的。”

许建国抬头：“你怎么知道？”

光宗说：“单据上的水印是‘汉阳造纸厂’。宜昌的公司，不会用我们这边的纸。”

许建国把字据接过去，凑到灯下看。水印很浅，但确实是“汉阳”两个字。他刚才居然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