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秋天，两张录取通知书同时到了。

送通知书的通信员骑着绿色二八大杠，在巷口按了一串铃铛。他单脚撑地，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牛皮纸信封，举起来朝许家喊：“许建国家！两个都中了！”

王翠花正在小卖部门口择菜，手里的豇豆“啪”地断了一根。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把，走过去把两个信封接过来。她不识字，但信封上印着红字，一个是“江城一中”，一个是“江城纺织中专”。她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身进屋。

“都考上了。”她把两个信封并排放在柜台上，声音不大，但院子里的人全听见了，“一张过江，一张过桥。都出去了。”

许建国从汉正街赶回来时，自行车后座上还绑着半包货。他跳下车，货也没卸，先进屋看通知书。光宗的通知书上写着“江城一中”，耀祖的写着“江城纺织中专”。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认了两遍，才咧开嘴笑。

“今天煨汤。”李秀兰说，“两个都考上了，该喝藕汤。”

许建国说：“我去买肉。买排骨。”

王翠花说：“买什么排骨，藕汤要筒子骨，煨出来才白。”

许建国“哎”了一声，骑上车就往菜市场去了。光宗站在柜台边，把两张通知书又并排放了放，让“一中”和“中专”两个字正好对齐。耀祖凑过来看，说：“姐，你好棒，一中好难考的。”

光宗说：“你的中专也好，以后可以自己设计衣服。”耀祖笑了。

开学前一天晚上，李秀兰把两套被褥都准备好了。

她在堂屋里铺开两张旧床单，把两床棉絮分别卷起来。棉絮是去年新弹的，厚实，用红线在被角缝了记号，光宗的是“一”，耀祖的是“二”。李秀兰蹲在地上，用麻绳把被褥卷绑得结结实实，拿手按了按，又解开重新绑了一遍。

“学校只发床板，被褥自己带。”她把两个被褥卷并排靠墙放好，“你们一人一床。自己背过去，自己铺。不会铺的，到了学校看别人怎么铺。”

王翠花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两条旧床单，往被褥卷里一塞：“垫的也要。床板上不垫东西，睡了腰疼。”

九月初，开学。

许保国穿上旧军装，最上面那颗扣子扣着，领子洗得发白。他站在码头边等光宗。雾从江面漫过来，把轮渡的汽笛声压得闷闷的。

光宗背着书包走到他身边，背上是被褥卷，用麻绳捆成四四方方一块，比她人还宽出一圈。许保国看了一眼，没说话，伸手把被褥卷从她背上卸下来，扛到自己肩上。

“爷爷。”她喊了一声。

许保国“嗯”了一声，迈开步子。他走前面，光宗跟在后面。踏板很窄，他扛着被褥卷先上船，回头看了一眼。光宗跟着，步子不慢。

船靠岸，两人一前一后下船。穿过马路，拐进两边种着梧桐的巷子。校门就在前面。门口挤满了人，全是家长送孩子来报到的。大包小包，自行车后座绑着脸盆和暖水瓶。光宗在分班名单前站住，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高一三班。

“先去报到。”许保国说。

他陪着光宗到班主任跟前交通知书、领宿舍号。宿舍在二楼最里面，八人间，上下铺。光宗分到下铺靠窗。许保国把被褥卷放到床板上，先伸手按了按床板，又摇了两下床架。

“稳的。”他说。

然后他才动手解麻绳。旧军装的袖子卷起来，他那双大手把棉絮展开，铺床单的时候出奇地利索。床单四个角塞进棉絮下面，平平整整，没有一道褶子。铺完了，又把王翠花塞进来的那条旧床单垫在底下一层，用手把边角抻了又抻。

光宗站在旁边，说：“爷爷，我来。”

许保国没停：“你看着。以后每个礼拜自己铺，铺成这样才算数。”

铺完床，他直起腰，从兜里摸出五块钱，放在光宗枕头上。

“买饭票，”他说，“不够再叫家里带。”

光宗点头。许保国往门口走，走到门边又回头：“从宿舍到教学楼，走一遍。你自己记路。”

光宗把他送到楼下。许保国没让她继续送。他抬起手摆了一下，转身走进雾里。旧军装的颜色越来越淡，最后在巷口一闪，不见了。

同一天早上，许建国骑三轮车送耀祖去纺织中专。

车斗里放着耀祖的被褥卷和一包换洗衣服，都用麻绳绑得结结实实。耀祖坐在车斗里，手扶着被褥卷。早晨的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腥气。

到了校门口，许建国没让耀祖一个人进去。他把三轮车锁在路边树上，扛起被褥卷，说：“走，爸送你进去。”

报到、缴费、领宿舍号。纺织中专比一中小得多，操场边上就是宿舍楼，红砖墙，三层。耀祖的宿舍在三楼最东边，六人间。许建国把被褥卷放到靠里的下铺，先用手按了按床板，又摇了两下。

“稳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