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兰的月事推迟了十天。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许建国。只是每天早起时多了一份小心——在厂办小学的卫生间里多待几分钟，用冷水洗脸的时间比平时长一些。她已经生过两个孩子，知道身体的信号是什么意思。但她不确定。以前从来没有推迟过这么久。

她做了结扎手术，那是两年前的事了。计生办的人上门查过，她拿出盖着厂卫生院红章的结扎证明给他们看。但筒子楼里不是没有结扎后又怀孕的先例——楼上老张家的媳妇，结扎三年后又怀上了，医生说输卵管自己通了，概率很小，但不是零。

老张家的老三现在都会走路了，超生罚款交了好几年还没交完。李秀兰想起那个孩子满月的时候，老张媳妇抱着孩子在院子里喂奶，脸上的表情不是高兴，是认命。

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老张媳妇。

晚上，她终于告诉了许建国。煤油灯还没点，屋里暗沉沉的。许建国坐在床沿上，刚脱了一只鞋，手里攥着另一只鞋的鞋带。他听到消息后保持这个姿势很久——手里攥着鞋，一动不动。

“会不会是……”他没有说完。

“不知道。”李秀兰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老张家的媳妇就是结扎后又怀上的。”

许建国没有说话。他想起了老张——那个在车间里从来不说话、下班后一个人坐在江边抽烟的男人。老张家的超生罚款到现在还没交完，每个月发了工资先扣罚款，剩下的才拿回家。

他也想起了去年秋天，计生办那两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站在筒子楼门口，问“许建国家的在不在”。走廊上的豇豆从刘姨手里滑落，楼上晾床单的忘了拉拉链。他老婆拿出结扎证明和账本，安静地放在桌上让他们自己看。但那是应对查超生，不是应对真怀孕。如果这次真怀上了，计生办的人再来，就不是查账了。

不管肚子里有没有孩子，光是“可能有”这三个字，就够让他们心惊胆战了。

他们没有告诉王翠花。但她还是知道了。筒子楼的隔音不好，许建国和李秀兰在屋里说话的时候，走廊上有人在收衣服。

第二天，王翠花破天荒地去了趟归元寺。她没说是去求什么，但回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个黄色的平安符，放在李秀兰的枕头底下。然后开始给李秀兰煮鸡蛋。以前鸡蛋全是龙飞的，现在她每天早上煮四个：龙飞一个，耀祖一个，光宗一个，李秀兰一个。

第三天，光宗看着自己面前那个鸡蛋，没有马上吃。她看了很久，然后剥开壳，小口小口地吃。

但王翠花每次煮鸡蛋都要念叨一句：“这回一定要是个男娃。”不是祈使句，是祈愿句。在老张家的媳妇身上，结扎后怀孕生的是个男娃，她大概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她不管超生罚款、不管李秀兰的工作——这些她不是不知道，是假装不知道。

在她心里，任何风险都比不上一个男孙的重量。既然老张家的能怀上，她家秀兰也能。这说明祖宗保佑，说明许家的香火不该断。至于结扎证明？那不过是一张纸。她活了五十多年，见过太多比纸更脆弱的承诺。

李秀兰听着这些话，没有反驳，也没有高兴。她接过鸡蛋的时候会说“谢谢妈”，然后低头吃。鸡蛋是热的，但她的心是沉的。

晚上，光宗和耀祖都睡了。煤油灯下，李秀兰面前摊着账本，但她没有在记账。账本翻到空白页，笔放在旁边。她在算另一笔账——没有写在账本上，但比任何一笔都清楚。

如果是真怀上了：超生罚款不会低于八百块。她的工作可能保不住。光宗和耀祖——如果是男娃，王翠花会把所有资源都倾斜给这个孩子，光宗存的三十六块五毛会被说成“留给弟弟的”，耀祖的笑会被说成“丫头片子笑什么笑”。

如果不是男娃，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和她姐姐们一样，被贴上“赔钱货”的标签。她不想再让一个孩子经历这个。

如果不是真怀上了：那最好。但这场虚惊让她想清楚了一件事——她不能再冒任何风险了。老张家的媳妇是结扎后又怀上的，她不要做第二个。不管这次是不是，她都要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她不会再要孩子了。这个决定不需要等到确认怀孕之后再做。现在就可以做。

她想了三天。翻来覆去地想。白天在办公室里做账，晚上在煤油灯下做账，中间的空档里她在想这件事。她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许建国说了“你想好了告诉我”，他没有替她拿主意。这些年他终于学会了不替她拿主意。

第三天晚上，她合上账本。

“不管这次是不是，我不会再生了。”

许建国坐在床沿上，手放在膝盖上。他沉默了一会儿，不是犹豫，是在确认她的表情。煤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不是那种压抑着情绪的平静，是想清楚了的平静。他想起去年计生办的人走后，她把账本放在桌上正对门口的那个动作。她从来不是没有主意的人。

“你想好了？”

“想好了。”她的手按在合上的账本上，“我有两个女儿。够了。”

够了。不是“只能这样了”，不是“没办法了”。是够了——这两个字的分量比任何长篇大论都重。她不需要一个儿子来完成她在许家的地位，不需要用生儿子来讨好婆婆，不需要用一个男娃来给自己的后半生上保险，更不需要像老张媳妇那样，用结扎后怀孕的万分之一概率去赌超生罚款八百块、丢掉工作、让全家人跟着受罪。她有工作，有账本，有两个女儿。够了。

许建国看着她，坐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个字：“好。”

不像她丈夫，像她的搭档。八年前她在产床上被婆婆逼着送走女儿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红糖，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去年计生办上门的时候，他在竹床阵上坐了一夜，天亮前说了句“以后我站你这边”。现在他坐在床沿上，看着她的眼睛，说了“好”。

光宗站在门外。手里端着刚洗好的碗。碗是温的，刚用热水烫过。

她听到了全部对话。不完整——有些句子被门板挡着，有些词语被轮渡的汽笛盖住了。但她听到了关键的两句：“我有两个女儿。够了。”以及父亲的回答：“好。”

她靠在门框上。手里端着碗，碗里的水顺着碗沿往下滴，滴在她脚边的水泥地上。她没有进去。她端着碗站了很久，久到碗里的水快滴干了，才转身回厨房。

她把碗放进碗柜，关上柜门。走到院子里。耀祖蹲在地上画小人，头下面长着腿，像一只快乐的青蛙。今天多了一顶帽子——一片槐树叶子放在小人的头上，是耀祖捡来的。叶子已经有点蔫了，边角卷起来，但戴在小人头上刚刚好。

“姐，你怎么了？”

“没什么。”光宗蹲下来，拿起粉笔，在耀祖的小人旁边画了一只青蛙。青蛙很丑——腿是歪的，眼睛一大一小，不像青蛙，像一只蹲着的猫。

耀祖看着那只丑青蛙，笑了，拿起粉笔在旁边又画了一只更丑的。姐妹俩蹲在槐树下，把地上的小人国越画越大。傍晚的风吹过来，几片槐树叶子落在小人国的领土上，金黄的。

几天后，李秀兰的月事来了。

她坐在厂办小学的卫生间里，低头看着那抹红色，坐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整了整衣领，推开门，走回办公室。走廊上的阳光照在她的白衬衫上，她没有哭。

晚上，她在账本上记了一笔。没有写“月事来了”，没有写“没怀孕”，只写了几个字：“两个女儿。够了。”她把账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窗外，轮渡的汽笛响了。李秀兰闭上眼睛，手按在枕头底下的账本上。她妈留给她的账本，她还会继续记下去。记到女儿们长大，记到她拿不动笔，记到这本账本被另一双手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