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有一个存钱罐。

不是陶瓷的猪，也不是塑料的储蓄罐。是一个旧的铁皮饼干盒，四四方方的，盖子上印着一只大白兔——大白兔奶糖的商标，兔子耳朵竖着，眼睛圆溜溜的，但掉了漆，左边耳朵缺了一块，露出底下银色的铁皮。那是耀祖一岁的时候用手抠掉的。光宗没有生气，她只是把那个缺口擦干净，继续用。

盒子里存着她从幼儿园开始攒的钱。幼儿园的“管理费”——帮小朋友管零食收的糖果，后来糖果换成了硬币，饼干换成了纸币。帮忙看摊时的“工资”——许建国把收钱的铁盒子推到她面前以后，每次摆摊回来他会从利润里抠出几分钱给她，不是明码标价的工钱，是一个父亲笨拙的认可。

但盒子里最多的一类钱，是捡的。

光宗走路喜欢看地面。不是低头含胸那种看，是眼睛扫着地，像在找什么——一开始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后来她知道了：她在找别人看不见的钱。

院子老槐树底下的落叶堆里，她捡到过一毛的硬币，被落叶盖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点银色的边角，在某个角度的阳光下一闪。她蹲下去，把叶子拨开，那枚硬币安安静静地躺在泥土上，像在等她。

巷口的排水沟边上，她捡到过两分的硬币，被行人的鞋底踩得发黑，嵌在砖缝里，不仔细看就是一块泥土。她用手把它抠出来，擦干净，放进兜里。汉正街的地上，小卖部的货架底下，柜台的缝隙里——这些地方像是会自动长出钱来，被她看见。

有一次她蹲在货架前整理想，手伸进最底下一层摸灰尘，摸到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币。展开来是一块钱。许建国说大概是哪个顾客拿货的时候从口袋里掉出来的，光宗说不是——这钱是卷在货架的螺丝上的，像有人故意塞进去的。许建国说：“那更不能拿，万一别人回来找呢？”

光宗把钱放进铁盒子里：“等有人来问，我就还他。”没有人来问。那张一块钱的纸币在铁盒里躺了很久，边角都磨得起了毛。

李秀兰知道盒子里有些钱是捡的。她不问具体捡了多少，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光宗会把捡来的钱单独数出来交给她，让她在账本上记一笔。账本上的记录很简略：“光宗捡钱，一角七分。”“光宗捡钱，三毛二分。”“光宗捡钱，五毛。”

没有来源，没有时间，只有数字。但李秀兰记得每一笔是什么时候交的，就像她记得账本上第一行“鸡蛋八毛”。

光宗每隔一段时间会把盒子里的钱全部倒出来数一遍。通常在星期天下午——这个时候李秀兰在洗衣服，许建国在汉正街看摊，耀祖在院子里画小人，筒子楼里安安静静的，能听到老槐树叶子落在水泥地上的声音。

她把方桌擦干净，打开盒盖，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硬币在桌上滚，一分、二分、五分，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银光。纸币按面额排序——一毛、两毛、五毛、一块——每一张都捋得平平整整，折角要展开，卷边要压平。

她的动作很慢，每一个硬币都要在桌上转一圈，确认是真币。按年份码好——1980年的五分和1985年的五分不能混在一起，年代近的码在上面，年代久的压在底下。她的手指不大，但很稳，没有一枚硬币从她指缝里漏出去。

这天数完，她发现已经存了三十六块五毛。对七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笔巨款。三十六块五毛能买什么？能买三双回力鞋，能买够一个月的菜，能在汉正街最好的面窝摊上吃三十六个面窝。她把钱全部放回铁皮盒子里，盖上盖子，大白兔的耳朵在盖子上竖着。

傍晚，许保国坐在八仙桌旁，手里端着搪瓷缸，缸子里泡着茉莉花茶。夕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搪瓷缸上，缸子上的红漆字“为人民服务”已经磨得只剩“为人”两个字，“民服务”早就看不清了。

光宗把存钱罐放到桌上，推到爷爷面前。

她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桌边，看着爷爷。铁皮盒子在桌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盖子上的大白兔对着许保国竖着半只耳朵。许保国放下搪瓷缸，拿起存钱罐。他的手很大，掌心全是老茧，掂分量的时候手背上青筋微微凸起。沉甸甸的。

他没有打开盖子看里面有多少钱。他也没有问“存了多久”。他掂了两下，把存钱罐放回桌上。然后他看着光宗，沉默了很久。久到厨房里李秀兰切菜的声音停了又响，久到院子里耀祖画完了一只青蛙。

“你比你爸强。”

语气平淡，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他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茶是凉的，茉莉花早就泡得没味了，但他没有皱眉头。光宗听到这话，没有笑，也没有谦虚。她只是把存钱罐拿回来，抱在怀里。

铁皮盒子贴着她的胸口，凉凉的，但里面的钱是暖的。她知道爷爷说的是什么。不是“你存的钱比你爸多”，是“你比你爸强”。强在哪里？强在她知道要存钱，强在她知道要为以后打算，强在她在她爸还在犹豫要不要站队的时候，已经站在了她妈这边。

耀祖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她蹲在门口，手里捏着粉笔，地上画了一半的青蛙还没画完——青蛙的腿画歪了，左腿比右腿粗一倍。她看到爷爷放下搪瓷缸，掂了掂存钱罐——那个动作跟他平时掂搪瓷缸一模一样，都是用手腕发力，都是掂两下就放下。

她看到姐姐把存钱罐抱在怀里，那个姿势跟抱娃娃不一样——抱娃娃是搂着的，抱存钱罐是托着的，像托一碗水。

“姐，你存这么多钱做什么？”

光宗低下头看着怀里的铁皮盒子。盖子上的大白兔耳朵掉了漆，露出底下银色的铁皮。“以后养我妈和妹妹。”

耀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平时那种眼睛弯弯的笑，是愣了一下之后慢慢弯起来的笑，像灯被慢慢拧亮。她没有说“我也会养你”，也没有说“你不用养我”。她只是把这句话记住了。

她的福运帮过很多人——帮小红家中了收音机，帮陈嫂捡了钱包，帮所有真心对她好的人带来了好运。但她姐姐不需要她的福运。她姐姐自己存钱。她姐姐的财运不是等天上掉馅饼，是地上的钱别人看不见，只有她能看见。

晚上，李秀兰在账本上记了一笔。煤油灯的光照在泛黄的纸页上。“光宗存钱。三十六块五毛。”

她看着这行字，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她没有写“光宗说以后要养我”。她知道这句话不需要记在账本上——账本记的是数字，有些东西数字记不了。她把账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

窗外，轮渡的汽笛响了。从江面上传来，穿过防洪堤，穿过筒子楼薄薄的墙，穿过这间小屋里母女之间不必说出口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