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也在路政工程队上班，干的活是实打实的辛苦。

铺沥青、挖沟、搬石头，一天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衣服上不是汗就是灰。

这工作，搁在从始至终只看钱的大上海，可能被人瞧不上，觉得是个底层卖力气的。

但在九十年代初，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铁饭碗”，有编制的！

旱涝保收，福利有保障，不知道多少年轻人眼红，家里托关系都想把孩子塞进来。

按理说，陈也该知足了。

可他心里那团火，却越烧越旺。

每天看着同样的街道，干着重复的体力活，听着工友们讨论哪家菜场便宜、谁家孩子要上学，他的心思早就飞了。

他脑子里清楚得很，现在是1990年，一个热气腾腾、遍地机会的年代。

深圳那边早就闻风而动了，上海这边，风也要刮起来了。

自己守着这个“铁饭碗”，虽然安稳，可就像把自己钉死在了原地，眼看着时代的潮水要从身边涌过去，自己却只能站在岸边瞅着。

“不行，不能这么过。”陈也晚上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想，“这哪是过日子，这是浪费生命。必须要动起来。”

琢磨了好几个晚上，把知道的那点“未来”信息翻来覆去想。

炒地皮？没本钱，也没门路。

空间世界的资金也不可能突然间拿出来，毕竟资金是要讲究一个来历和合法的。

所以后世买福利彩票中奖的，经常有神秘人购买彩票，就是因为这张彩票兑换的钱是干净的。

最后，他想到了两条路：先倒腾国库券，攒点快钱，然后，瞄准即将开始的股市！

当然这都是掩人耳目的手段，也能让自己尽快的适应社会。

这时候很多地方，尤其是小城市和农村，很多人手头有国家发行的国库券，但急着用钱，往往低价就卖了。

而在上海这些大城市，国库券的实际价值更高，有差价可赚。

这就是机会，虽然辛苦，但来钱快，关键是启动资金要求不高。

说干就干，陈也开始行动了。

第一步是搞到时间。

他找到施工队的班长，捂着肚子，一脸痛苦：“班长，我这老胃病又犯了，疼得直不起腰，想请几天假去看看。”

“什么？严不严重？要不要找人陪你去医院？”

“不用！老毛病了！休息两天就行。”

“行！那就先给你批三天假。”

“谢谢班长。”

接着又是东一个理由，西一个借口，陆陆续续请了不少假。

好在他是正式工，平时干活也算卖力，领导虽然有点嘀咕，但还是批了。

第二步是搞启动资金。

他那点工资，加上之前省下的，根本不够跑外地的本钱。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平时关系还不错的工友和师傅老乐。

先是找到老乐，搓着手，有点不好意思：“师傅，跟您商量个事。我最近处了个对象，姑娘挺好，就是她家里有点困难，她妈生病急等钱用。我这手头紧，您看能不能先借我点？我发了工资，分期还您，一定还！”

老乐一向觉得陈也实在，又听说是因为对象家里有事，心一软，把准备给儿子买结婚用品的两百块钱借给了他。

陈也又如法炮制，找其他几个工友借钱，有的说家里修房子，有的说想买辆二手自行车，编的都是些看起来急用又不太离谱的理由。

七拼八凑，居然也凑出了五六百块，加上自己的积蓄，手里有了一千来块钱。

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巨款”了。

钱和时间都准备好了，陈也谁也没告诉，连家里人都没说。

他悄悄买了去安徽的火车票，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钱、干粮和水壶，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上海。

……

陈也坐的是绿皮火车，咣当咣当了好几个小时，才到了安徽的一个小县城。

这里比上海破旧得多，街上尘土飞扬。

他没急着行动，先找了个最便宜的大通铺旅社住下，一晚五毛钱。

然后开始在县城里晃悠，专挑那些老旧的居民区、厂矿宿舍附近转，耳朵竖起来听。

他不能大张旗鼓地喊“收国库券”，那太扎眼。

他得找机会搭话。

在街边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旁边蹲了半天，陈也递过去一支烟：“大爷，跟您打听个事儿。咱这儿，有人手里有那种‘公债票’（国库券的民间的叫法），急着用钱想换现钱的不？”

老头接过烟，打量他一下，操着浓重的口音：“你问这个搞么事？你是收这个的？”

陈也赔着笑：“嗨，不是收，是帮上海一个亲戚打听。他家想买，给点辛苦费让我跑跑腿。您要有门路，或者认识谁想换，帮牵个线，少不了您一包烟钱。”

老头抽了口烟，沉吟一下：“好多厂里前年发过，当奖金发的。不少人嫌这玩意儿不能当饭吃，到期又长，早就想脱手了。我隔壁老王家，儿子要结婚等钱用，好像手里有一些。你等等，我喊他。”

“好！谢谢大爷。”

老头朝屋里喊了一嗓子。

不一会儿，一个满脸愁容的中年汉子出来了。

陈也又把那套“帮上海亲戚打听”的说辞搬出来。

老王打量陈也，眼神里透着不信任和急切：“你真要？能给现钱？”

“当然，现钱交易，票子看清楚，钱立刻给你。”陈也拍拍旧帆布包。

老王回屋拿出一个小布包，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是一叠崭新的国库券，面值一百的，大概有五六张。

“喏，就这些。厂里发的，说是好东西，可我现在等钱娶儿媳妇，等不到它到期了。你能给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