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是一个春天，被数九寒天冻得如铸铁一般坚硬的地皮开始松动，路面上积存了整个冬天的冰雪开始融化成水，浸湿着四周的土壤。杨二姊抬头翻看着挂在墙上的月份牌子，嘴里再次念叨起她熟悉的《数九歌》，规划着她接下来的日程。刚好，念到“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她又该为她新一轮的收成而劳作了。

蔡玉梅骑着她那辆小坤车从北梁下来，每天爬到坡上要四十分钟，回来的下坡路也得半个小时。蔡玉梅的车技本来就很差，下坡时的沙石路面比较陡滑，一辆黑色桑塔纳“刷”地一下擦着她驶过，蹭到她的后车轱辘，把她连人带车都拉倒，膝盖和手掌上擦破一大片，地上的细沙揿入肉皮里。司机探出头骂了句：“靠边骑了哇！弦儿货！”然后一脚油扬长而去。她慢慢爬起来，再扶起把被摔歪车把的自行车，每日奔波的辛苦加上疼痛，忍不住哭了起来。蔡玉梅哭完忍着疼骑回家，一进门，便冲张全胜抱怨起来。张全胜一边往门口走，佯装要出去，一边地说：“啊，司机从哪走啦，我找他个！”脚却连家门都没迈出半步。

“司机早一脚油溜了，去哪找？”

“那你去找呀！倒是往出走了呀！”一旁的张平平忽然怼起她父亲。

“嗯，你现在厉害了，说开我了，哼！”张全胜被她那句刻薄的话顶得很不舒服，情绪有点激动。

“我妈那么辛苦，前几年看自行车，现在又跑那么远干活，你都干甚了？你每天没事不是躺得睡觉，就是去外面闲逛！”没想到张平平竟然说个不停。

“哼，你也敢这么说我？你这是翅膀硬了？你算个甚，轮到你说了？”

“你也就跟我们厉害点，在外面咋不敢又吼又跳？外面看见谁都比看见我们高兴！”张平平第一次跟张全胜大声争吵，感觉自己浑身都在颤抖。

“你们不要跟我这个态度，我告诉你们，我谁的也不欠的！”张全胜紫胀着脸，气喘吁吁，一边嘶吼一边在地上乱转着，像动物园里狂躁的猴子。

“我就想说你！我早就想说啦！我觉得我妈应该跟你离婚！离了婚我们过得更好！”

“离婚？哼！吓唬谁了，吓唬我了？我不怕！你真是白念书了！我养了这么个白眼狼，哎，瞎了眼哎！”张全胜万没想到会受到这样的冲撞，他也是第一次。四十多岁后，张全胜就特别容易情绪激动，他吼得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暴起，父女俩不留情面地对吵把蔡玉梅慌乱得又哭起来。

“你这是瞧不起我是哇？哎，你不用瞧不起我，我也不用你瞧得起！是这个社会对不起我！有些人走了狗屎运！有些人倒了大霉！全中国几千万下岗职工，包头市就有几十万，又不是我一个人没工作！咋还轮到你瞧不起我了？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告诉你，你还嫩得了！”喊完这一通，他狠狠地摔门而去。

这一年，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些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陆续转变政体，搞经济政治改革，国内也在加大放宽私营经济范围，增加经济活力。不久前，熟悉的苏联老大哥刚刚解体，当年苏联专家们协助建设的厂矿和住房还在继续支撑着包头人的生产与生活，耳熟能详的俄罗斯民歌却已曲终人散，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剧变，使得这批成长于社会主义国家怀抱中的孩子们，人到中年，再次被社会风潮推至风口浪尖，面对新的形势四顾茫然，不知所措。

九十年代全国下岗潮，大批的中年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得张全胜和他周围的熟人不得不面对人生的重新洗牌。徐宝林向亲戚凑钱开起出租车，一个月能收入个七八百块。王德安选择跟单位买断工龄，去给一家影楼下夜，一个月给他三百块钱，遇上过节老板能给些小钱。那年张全胜想找他解决“疯老板”问题的刘向声，自拿走张全胜二千块钱后，就再没出现过，估计也没好日子过。当然，也有重新洗牌时，抓住命运拐点的人，比如王廷贵，在单位重组改制一系列变革中，获得更重要的位置，他现在身兼几家厂子的厂长，单位给配了新车，搬进一百六十平米的大房子里住，而罗广威则凭借着有胆识、吃苦耐劳，领着一家人提前进入小康生活。

生产资料站的经营也难以为继，开始尝试变革。张全胜手上重型机械驾驶本，蔡玉梅想让他去给私人老板开吊车或者出租，收入都不低，可他看不上那些伺候人的活。张全胜向单位申请搞承包经营，他先承包下农机用具销售科，业绩平平，两年后又被派去郊区一家快要破产倒闭的稀土厂当了几年的厂长。最后，稀土厂没保住，他又跟几个朋友合伙开过小化工厂，生产洗洁精、洗发水等化工日用品。他不善经营管理，几个地方都没做出起色，蔡玉梅劝他：“你要不然去问问我哥他们，或者我七舅，他是我们家原来的店员，你学学经验。”张全胜最不乐意向蔡家人问这问那，“乃能一样了，他们乃是哪年的黄历，现在是什么社会，载不是冲瞎子问路了！”蔡玉梅又被他气到，“咋说话了你，我管你的了！”

自己搞经营不同于大锅饭，需要个人背负一切后果，方方面面大意不得。自各行各业开放搞活后，人与人的交往也掺杂进些许利益，不同以往那样单纯，张全胜并没有完全适应社会的变化。跟朋友小底合伙办化工厂的时候，他将财务全托付给小底的弟妹刘姐，日常的账目收支他从没看过，小底持续不断地从账上支走现金，等张全胜感觉不对时，一算账，几年下来没有一点盈利，全是小底的欠款。张全胜还是不会跟人撕破脸皮，把小底请到家里吃了好几顿饭，反复协商，可小底像是换了个人，嘴上答应着，就是一托再托，耍起赖皮。最后，干脆连人也找不见了，来来回回几年，把化工厂拖垮了，张全胜终于急了，把小底告上法院，跟他打起拉据官司。

稀土厂彻底倒闭后，张全胜选择跟单位买断工龄，单位给他这种中层干部五万块钱，这算多的，普通职工只有两万块，从此双方没有任何瓜葛。买断后心里本就感觉没着没落的，等化工厂的事情一黄，搅得他越发烦心，一时不知去干啥，于是白天睡在炕上的的时间越来越多。醒着时，眼睁睁地躺着不知该做些什么，脑子几乎不再活动，只等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这时间哪，说快也快，说慢也慢，他也拿不准，更搞不清几月几号礼拜几。有时候他也出去，一出去就回来得很晚，作息全乱了，从前上班至少是有规律的。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因而连张平平也开始看他烦。

蔡玉梅仍旧去私人工厂打工，老板扩大规模了，又买回五台人工织机，新雇回七八位农村来的姑娘，让像蔡玉梅给她们做指导。加工厂算计件工，按加工好的成品算工资，蔡玉梅一笔一笔认真地记下她和徒弟每天完成的件数，月底去跟老板算钱。随着各单位兼并重组，四五十岁无所事事的中年人越来越多，大都聚集在公园里、小区空地上，他们是建国后生育高峰出生的，家家兄弟姐妹一大堆。中年又是个需要讲点面子的年龄，找事情做也要挑拣一下，找不到的时候就像张全胜那样硬撑着。一时间，赋闲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发些叽叽喳喳的议论，传递些坊间新闻，要么就扎堆在小区的石桌上打“斗地主”、“跑得快”，看得人比打得人还多，时而爆发出孩子般的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