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洪武六年，朱元璋宣布停罢科举，这一停就是10年。

到了洪武十五年八月，朱元璋又下诏恢复科举制度，并以3年举行一次为定制。

明代的科举较之旧制有些特点：进士能入翰林是前所未有的；

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开始；凡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者，都可被称为进士。

这样可以让进士在各个部门进行锻炼，被称为观政进士，这也是明朝首创。

由此可以看出，科举出身的进士们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也鼓励了读书人走当官的道路。

有了在各个部门进行锻炼的考察环节后，可以使他们不用马负起重任，官方又可量才而用，这岂不是对双方都有益。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诏全国通祀孔子。同一年，新建国学落成，朱元璋亲自拜谒先师孔子。

后又向全国各地方学堂颁布了释奠先师孔子的译注。

从发展趋势看，朱元璋对孔子的尊崇是很重视的，如祭孔都要求正官主祭，有布政司的地方则以布政司官。

府县则以本学儒官或老成的名儒担任。

起初国子学由祭酒主祭，后来派翰林院官，但新任的祭酒必须亲至一祭。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又嫌国子监的孔子庙不够宏伟，自行规划，做了改建。

更主要的是，朱元璋积极地提倡和宣传学习儒家的经典，运用儒家的思想理论，维护大明帝国的统治，使其长治久安。

有一个名叫秦裕伯的人，曾经担任过元朝的福建行省郎中。

后来，他看到时局动荡，便弃官而走，避居于海。

从此，秦裕伯闭门读书拒客。早在吴元年，朱元璋就曾派人带他的亲笔书信和礼品前去礼请，但均遭到秦裕伯的谢绝。

现在，再次派人去邀请，依然是无功而返。

朱元璋觉得这个人之所以不识抬举，肯定是因为做过元朝的官员，故意做出忠贞不贰的姿态。

既然礼请不至，不妨来点绵里藏针，连哄带吓地把他请来。

于是，朱元璋便写了一封措辞直露的信：“先生屡召不至，情有可恕，朕不会强人所难。

但，滨海之民好斗，先生智谋之士而居此地，苟坚守不出，恐有后患！”

饱学的秦裕伯一看就明白，得罪了杀人不眨眼的朱元璋，“好斗之民”随时会来光顾，“后患”不期而至。

他不敢再借故推托，赶紧收拾行囊，跟随使者来到了应天。

朱元璋并没有怪罪他，立刻命他做了翰林院待制。后来，秦裕伯又被任命为陇州知州。

杨维桢是闻名东南的大名士，当初，他曾对张士诚直言劝谏，并多次拒绝张士诚的礼聘。

洪武二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詹同带着礼品登门问候，请他进京主持纂修礼书。

此时的杨维桢已经年逾古稀，他推托再三，声泪俱下：“哪有行将就木的老妇，再去嫁人的道理？恕老夫不能听命！”

朱元璋心里虽然不痛快，但也并没有降罪于他。

第二年，朱元璋再次派遣地方官去请杨维桢。

杨维桢无奈，只得提出应征的条件：“皇帝用吾之能，而不强吾所不能，则可以路。

否则，只有蹈东海一死而已。”

朱元璋知道杨维桢提出的应征条件后，就越发器重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