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人民有冤得申，在皇宫的午门外设置了“登闻鼓”。

规定：凡民间词讼得不到申理，或者有冤不能前来者，均准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须立即奏报，敢阻止者死罪。

一旦有犯人不得申冤或提什么建议的，有特殊的情况，朱元璋仍予以通融

其二，警告人民避免犯法。朱元璋有令，要在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立申明亭。

张榜公布当地严重触犯刑律者的罪过及姓名，使人有所警戒，“以开良民自新之路”。

其三，朱元璋亲自审案宽释。洪武二年，监察御史谢恕巡视松江，以“欺隐官租”罪名逮捕了190多人到京师，其中多数人喊冤枉，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奏了此事。

于是朱元璋命召数人亲自审问，了解了实情，原来纯属是冤案。

其四，提倡“明刑慎罚”。朱元璋不是无原则地放宽行刑，而是求其轻重适宜，强调“明刑慎罚”，即把犯罪事实弄清楚，处罚时也要慎重。

朱元璋认真地依法行事，虽然有些罪犯得以宽释，但最终判决有罪的人还是特别多的。

作为一朝的当政者，为了维护明朝的专制统治，总的来看是极其残的。

此外，朱元璋还采取了劳教犯人的措施，就是不把犯人囚禁于监狱中，而是通过劳作治罪、教诲。

被劳教的犯人有戍边免死的普通商民和获罪的官吏等等。如发临濠屯种的一罪犯，原是在两广戍边；

有的施以刑以外，继续劳教；有的赴京师筑城，劳教表现好的可再被起用。

洪武七年，有一批在凤阳劳教的官吏，“已历艰苦，必能改过”。后来，经过选拔有149人至京师“各授职有差”。

作为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在内政事务大刀阔斧地进行着改革，而且还进行着孜孜不倦地追求。

相对而言，他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作为。

睦邻友好、相安无事成为朱元璋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最高原则。

洪武元年，朱元璋刚登基不久，他就派使者出使高丽、安南等国。

除了通报改朝换代外，还表达了与各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

朱元璋宣布了外交政策：“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

他甚至自谦地称：“朕虽不德，不及我国古先哲主，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

洪武四年，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各部大臣，就对外关系问题发布训示：“

海外诸蛮夷国家如果有所侵害，不可不加以讨伐，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危害，则不可以主动兴兵征讨，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明代初年，国内统治还不稳定，百废待兴，也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环境，此时，朱元璋采取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是有道理的。

洪武末年，在重新修订颁布《皇明祖训》中，朱元璋还特地将这一方针放在显著的《首章》中，让子孙世代都遵守：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详。

彼既不为天朝患，而我兴兵轻犯，我亦不详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天朝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朱元璋对外关系思想的一大特征，但他实际并没有停留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这个层次。

他特别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他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靠道义、道德来维系。

讲到汉武帝巩固边防的雄才大略时，朱元璋是非常赞赏的。

他认为北方胡人侵扰边境，自古是常有的事。以汉高祖那样的权威，统率大军尚不能击败匈奴，反而被围困，那文帝和景帝也就只能守成了。

虽然多次遭受匈奴侵扰，但是也只能是被动地进行防守了。

只有汉武帝才能真正地把被动的局面扭转

只有汉武帝才能真正地把被动的局面扭转过来，他发大军进行征讨，先后五次出塞打击匈奴，洗雪汉军白登被围之耻，最后终将匈奴降服。

此举虽对国力有所消耗，但消除匈奴侵扰边境之息，其功不可没。

朱元璋总是说：“兴师伐之，本来不难。我拥有骑射舟师，水陆毕备，且为百战之兵，亲杰精锐，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繇渤澥，陆道辽阳。

洪武末年，安南与思明州发生了领土争端。

明朝政府屡次下令让安南归还，大臣们也都建议举兵征讨安南，朱元璋却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