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朱元璋修订法律的活动并未至此而结束。在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以“务合中正”的要求，重新更正《大明律》13条；

在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员，根据历年所增者，再次修订《大明律》，并将《名例律》冠于篇首。

至此，总共确定为30卷，共460条。后来经过皇太孙的请求，朱元璋又命令改定为73条。

朱元璋为了把《大明律》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为早日革除元朝的徇私灭公的恶习。

洪武十八年，他又编成《大诰》，也称《御制大诰》，次年又编《续编》《三编》，内容都是官民犯法的记录，惩治贪官的备案。

《大明律》颁布之后，朱元璋要求所有臣民都要熟读，还要把它作为教材使用，每家每户也都要持有。

如果家中有一本《大诰》，要是犯了罪，便可以减刑一等；

如果没有，那就要加刑一等。一时间全国讲读《大诰》的师生到京城入朝的竟达19万人之多，皆得赐钞钱而返。

由此可见，这种做法，既起到了传播律令的作用，又使全国臣民驯服地在君主制下生活。

同时，朱元璋要求司法量刑治罪“只依律与《大诰》为准”。

《大诰》罗列罪行有千余条，而且为了达到以重刑来威慑臣民的目的，它又具有法律效力。

1397年，《大明律》《大诰》最后编成，并成为定型本，终明之世未曾修订。

形式《大明律》的制定是以《唐律》为参考标准的，但从其内容来看并不如此，在量刑大都比《唐律》重。

如臣民以“十恶”定谋反、“谋大逆”等罪时，不分主、从，一律凌迟处斩。

《唐律》在量刑要分犯罪的不同情节，而《大明律》则没有区分；

在年龄，《唐律》规定15岁以下不处死罪，而《大明律》则没有这种区分。

由此可见，明朝的法律更严厉一些。

朱元璋亲自主持和参与制定的明朝律令，尤其是《大明律》，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创制修订，最后定型颁布天下，真可谓“日久而虑精”。

它是封建社会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典，也是承前启后的法典。

条例简而概，精神原则严谨，是以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法典代表。

朱元璋不断地对执法官员们进行告诫：执法就像射大鹄一样，必须要掌握好弓箭才能够射中。

维护好社会秩序，维护好统治才能够得民心，这就必须要振纲纪、明法度。

朱元璋认为有了法律，就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威信。

朱元璋在即位之前，攻占浙江金华时就下令禁酒。

但是，很多地方却没有认真执行，特别是一些官员更视其为儿戏。

此时，带头违犯的正是朱元璋身旁第一员大将胡大海的儿子。

当朱元璋知道胡大海的儿子带头违反命令时，便下令将他逮捕，还要军法从事。

而当时胡大海正在领兵征越，有人为了不惊动胡大海，奏请免杀其子。

可是朱元璋却坚决不答应，他说道：“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所以亲手杀了胡大海的儿子。

这个消息传出后，全境震惊。从此，朱元璋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再不敢有人轻视了。

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建设，金华被治理得逐渐趋于条理化，朱元璋和他的军队在浙西的声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朱元璋强调审讯主持公道，平和宽恕。

除非大逆不道才能定罪，百姓犯罪不得连坐。同时，对平民百姓要体现平恕、重亲情和人性的原则。

洪武元年，朱元璋北巡，刘基和李善长则留守京师。

刘基的责任是督察奸恶，以肃清京城。这时，中书省都事李彬犯了法，刘基立即将他逮捕并治了罪。

李彬求李善长替他说情，以此来免其处罚，刘基不同意，反而以天旱不下雨，如果杀了李彬天必降大雨为说辞杀了李彬。

朱元璋回到京城后，发现怨恨刘基的人越来越多，因而找了个借口，送刘基回老家去了。

由此事也可以反映出，朱元璋对刘基的执法严苛是不完全赞成的，他再三强调执法者主持公道，但是要做到宽严相济。

朱元璋为使执法得以“平恕”，彰显法律的公允，他发旨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

其一，为使人民有冤得申，在皇宫的午门外设置了“登闻鼓”。规定：凡民间词讼得不到申理，

或者有冤不能前来者，均准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须立即奏报，敢阻止者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