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跟洪宣娇的夫妻关系宣告破裂，夏华在接下来很长时间内不会再回南京城了，因此，他bp地静下心来经营他手里的十府六十四县。太平天国高层长期不重视建设地方官府行政机构，使得地方行政几乎一片空白，但在夏华的十府六十四县境内，一切都被搞得有模有样、有声有色，他建立了“府、县、乡”sn地方行政体系，组织各地民众登记户口，招揽人才，选举基层官吏，使得他的地盘具有了国家的框架形式，并且进一步地加强了独立性质，同时，他又严格地训练军队，整肃军纪，建立了警察制度，维持社会治安，大力地赈济疾苦，鼓励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从而逐步地恢复社会秩序，又制定税法，征收合理的税赋，从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钱粮物资关于税，在夏商周三朝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税收的，都是地方诸侯向中央n定期进贡一点土特产就完事了，从春秋战国开始，产生了真正的税收，各诸侯国为了争霸天下，开始向治下民众收税，税负比例大概是20换而言之，老百姓要把自己的收入的20交给官府，秦朝统一天下后向全天下民众收税，税负比例极高，秦律明文规定老百姓需要上交收入的“三分之二”给朝廷，也就是6667，因此“天下苦秦久矣”秦亡汉兴，从汉朝到清朝，中国历朝历代的税负比例基本上不超过10也有少数残bn权超出这个比例，但那些bn都持续不长久，明朝是中国历朝历代税负比例最低的朝代，不到4，正因为如此，明n越到后期越穷，崇祯皇帝已经穷到发不出军饷了，银子去哪里了？不在普通老百姓手里，普通老百姓跟明n一样穷，银子都在权贵官商的手里清朝的赋税比例比明朝稍微高一点，不到7。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清朝前的朝代收税几乎都是以农业税为主，到了清朝，不但有农业税，还有盐税、关税以及刚刚诞生的商业税，因此，清n比明n有钱得多。太平天国“情况特殊”，别的朝代都是只管收税不管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太平天国“收100的税”，同时给老百姓管吃管住，这是一种全新的“收税方式”，但因为不符合客观现实、严重脱离实际，根本就施行不了。夏华肯定不会搞那套，在夏华的领地里，他第一年不收农业税，农民全部免税，从第二年开始，征收10的农业税，虽然看起来有些“偏高”，但也是无奈之举，毕竟眼下处于战争时期，夏华需要越多越好的钱粮物资，另外，清n虽然规定收税“不到7”，但各级贪官污吏层层克扣，使得老百姓真正承担的税负比例要比规定的翻上好几番，夏华虽然规定收税10，但只要做到税务透明，那他治下的民众其实要比在清n统治下负担轻得多。除了农业税，夏华跟清n一样也是征收商业税、盐税、关税的，但会更合理，是太平天国那种空洞的税收政策不可同日而语的。

夏华一方面积极地经营着他的十府六十四县，一方面密切地关注着前线战事。北伐方面，战事没有太b澜，韦昌辉压根不想横渡黄河，而是在豫东一带“一边做着横渡黄河的准备，一边与清军反复拉锯作战”，实际上忙着扩大他在当地的地盘，巩固他在当地的根基，壮大实力、发展势力，杨秀清对韦昌辉的“消极怠工”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毕竟，杨秀清派韦昌辉北伐的目的一是让韦昌辉送死，二是用韦昌辉在北方吸引清廷注意力、牵制北方清军，既然韦昌辉在豫东那里“晃荡着”同样起到了在北方吸引清廷注意力、牵制北方清军的目的，杨秀清也乐见其成了，他一方面更关注西征，一方面不太清楚北伐前线的真实情况，加上他认为韦昌辉家人都在自己手中当人质，谅韦昌辉翻不起大浪，于是让韦昌辉“钻了空子”。韦昌辉的“北伐”就像夏华的“东进”，都在外面打出了自己的地盘，打下豫东后，韦昌辉似乎想要进拓山东省西部，但不太顺利，只攻占了鲁西几个县就难以再深入了，因为他在众多反清势力里地盘是最靠北的，最接近清n的直隶腹地，所以让他成为了清n的头号打击目标，以僧格林沁部和胜保部为两大支柱的北方清军主力频频地反击“对北京最有威胁性”的韦昌辉部，使得韦昌辉部一方面开拓地盘一方面不停地与清军打硬仗，疲于奔命、颇为吃力。好在，韦昌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拥有一大盟友和一大后援，盟友是捻军统帅、韦昌辉义兄张乐行，后援是夏华。

张乐行毫无疑问是跟韦昌辉并肩作战的，韦昌辉拿下豫东后进拓鲁西韦昌辉同时还有皖东北的宿州府五县地盘，张乐行拿下皖北、豫南后进拓豫中、豫西南，似乎想拿下除了韦昌辉地盘外的整个河南省张乐行攻占皖北后，没有南下攻占皖中，而是北上进攻豫南、豫中、豫西南，他这么做是为了跟韦昌辉保持着“同步”，韦昌辉毕竟肩负着“北伐”使命，肯定不能南下，只能北上，张乐行必须跟韦昌辉一起北上，才能并肩作战，如果韦昌辉北上，张乐行却南下攻打皖中，就会让两人军队无法拧成一股力量了。目前，韦昌辉在豫东、鲁西与清军反复交战，张乐行则在豫中、豫西南与清军反复作战，交战三方各有胜败，局势僵持。

韦昌辉的后援是夏华。夏华不但拥有太平天国最大的、唯一的也是整个中国目前最大的、唯一的对外军火贸易通道，并且还拥有江苏省成地区和杭州府、太平府，夏华的地盘不比安徽和河南，皖豫二省连年遭灾，物产匮乏、民众穷困，夏华的地盘是鱼米之乡，粮食丰足。韦昌辉忙着打仗，需要越多越好的物资，最关键的就是军火和粮食，他跟张乐行一起，先把打下来的地盘搜刮一空，搜刮到的粮食充作军粮，搜刮到的金银拿去跟夏华买军火，买刀矛、nn、盾牌，买洋枪、洋炮，n弹、炮弹、，从而维持强盛的军力。显然，韦昌辉和张乐行的行为完全就是不折不扣的“穷兵黩武”，为了能有足够的金银跟夏华买军火，他们把他们的地盘搜刮得寸草不生，对治下老百姓进行了敲骨吸髓般的压榨盘剥，以至于其境内民怨沸腾、饥荒不断、饿殍遍野。这也是韦昌辉的北伐军和张乐行的捻军越打越难的原因之一：老百姓被他们逼得心向清廷、心向清军了。与韦昌辉、张乐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军主将僧格林沁十分爱民，他带领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先下令安民，哪怕在吃饭时接到发生扰民事件的报告，他也会立刻停止用餐，翻身上马赶去处理。历史上，因为僧格林沁爱护百姓，所以他战死后，万千百姓为他哭祭，向他灵柩献上的万民伞足有七十多柄。

韦昌辉是读过书的，他在参加n前还是律师，当然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但他确实逼不得已，因为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越大越好的地盘，壮大实力，扩大势力，从而一方面自保，顶住清军的反扑，一方面对付在他背后对他落井下石的“死对头”杨秀清。为达此目的，韦昌辉不得不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刮地皮手段，对于自己地盘里老百姓的饥荒惨状和老百姓对自己祖宗十代的唾骂，他只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装作没看见、没听见。

夏华一方面数着韦昌辉、张乐行源源不断地送来的银子，一方面深感内心愧疚，他知道这些银子来得“不干净”，上面沾满了皖豫鲁三省百姓的血泪。由于韦昌辉和张乐行的压迫，皖北、豫东、豫南、鲁西有大批平民沦为难民、饥民、流民，逃向江苏省，逃向夏华的地盘，夏华下令来者不拒，并且，他还派人联系韦昌辉和张乐行，声称愿意减轻他们的负担，接纳皖豫鲁三省灾民夏华使用的是“灾民”这个字眼，意思是那些难民、饥民、流民都是天灾造成的，从而给韦昌辉、张乐行留一个面子，韦昌辉和张乐行对此大感意外，在他们眼里，那些难民都是累赘和负担，他们巴不得将其甩掉，夏华却主动要求接纳，简直是把别人家的棺材带到自己家里哭。由于这是大大有利于自己的好事，韦昌辉和张乐行求之不得，对夏华给予了高度配合，面对民众闹事，他们宣布“大明王两千岁在江苏省宣布接纳难民并且发放食物、安身立命”，夏华也派人到遭到韦昌辉、张乐行和清军祸害荼毒的地方进行大力宣传，邀请难民来到他的地盘里，使得皖豫鲁三省形成了涌向江苏省的难民潮，平均每天每夜都有上万名难民进入夏华地盘境内。徐州府因为位于苏皖豫鲁四省交界处，在难民潮中首当其冲，徐州府知府王梦龄原清n江苏省按察使兼徐州府兵备道为了这件大事，忙得宵衣旰食、筋疲力尽，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夏华申请调拨粮食和银两，夏华每次都十分痛快地批准。王梦龄是一位爱民如子、政绩斐然的清官，尽管如此，他也对夏华的做法感到不是特别理解，他问夏华：“两千岁，为何您要不惜耗费巨资和大量粮食接纳那些外省难民呢？”

夏华回答道：“人口，绝不是累赘和负担，恰恰相反，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没有人口，何来的国家？没有老百姓劳作供养，皇帝都会饿死，又谈何王道大业呢？况且，本王是中华人，那些难民也是中华人，都是中华人，岂能以省份地域之别而强分彼此、手足排斥？本王岂能对同胞陷于水深火热时却铁石心肠、见死不救？”

王梦龄叹息道：“两千岁真是大仁大义呐！属下对您心服口服。”

夏华指示道：“接纳那些难民后，以家庭为单位地分散到本王辖区各地，先安置好他们，再安排他们劳动工作。男子种地，女子可以前去纺织厂纺纱织布，老人可以养鸡养鸭，孩子统一上学，孤儿送去孤儿院抚养，孤寡老人送去敬老院赡养，想参军的、想经商的，都可以。”

王梦龄肃然领命：“属下明白，属下一定全力以赴，办好这件事。”

因为夏华的这个政策，他的领地人口不断猛增，也让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民心。

北伐前线波折不大，西征前线则一波三折。萧朝贵攻打南昌府城失败并导致他本人受伤，杨秀清随即更改西征战略，任命胡以晃为西征主帅，任命石达开为西征副帅，由石达开率领第4师参加西征，与此同时，围攻南昌府城的太平军撤离南昌府，重回九江府，与石达开部合兵一处，留下部分精兵驻守于南昌府，主力逆长江而上，与武汉三镇的胡以晃部联合进攻鄂东。石达开跟萧朝贵一样擅长千里奔袭，但比萧朝贵更加灵活多变，十分注重“兵贵神速”原则，接到出击命令后，他命令第4师全体士卒只携带三天口粮，从而轻装上阵、加快速度，全师乘船，一边扬帆一边划桨，三天之内长驱直入，急行军五百多里，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鄂东清军的侧翼，继而联合胡以晃部大败清军于黄冈、黄石二地，歼灭清军一万五千余人，斩杀湖北提督杨霈原清军湖北提督是向荣，向荣在建立江南大营后被任命为新的江南提督，杨霈接替其为湖北提督等三十多名清军高级将官。除了旗兵和绿营兵，一同参战的湘军也被杀得损失惨重，湘军罗泽南部一千六百多名湘勇在此战中几乎被全歼。罗泽南部的骨干军官是罗泽南从湖南老家带出的十五名学生，在此战中被石达开部一口气击杀了人，包括罗信东、罗镇南、易良干、谢邦翰等，其中，罗信东和罗镇南不只是罗泽南的学生，还是罗泽南的同族子弟。得知鄂东败报以及罗信东、罗泽南等爱徒的战死噩耗后，罗泽南悲痛欲绝，连日痛哭以致呕血不已。

与罗泽南部一起遭到沉重打击的湘军还有曾国藩部。摧毁罗泽南部后，石达开一鼓作气、高歌猛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创了参加围攻武汉三镇的曾国藩部，击杀包括曾国藩部先锋干将刘檡昭、湘军船队总指挥官陈辉龙等七名高级军官在内的三千多名湘勇，摧毁湘军船只两百多艘，杀得长江水面上漂浮满了湘军船只残骸和湘军兵勇尸骸，滔天血火染得长江上下一片通红，曾国藩本人的坐船都被石达开部缴获，船上大批文件档案落入石达开部手中，第一次率领湘军参战却遭到如此大败的曾国藩羞愧至极、悲愤交加，一气之下跳江投水自尽，幸被幕僚章寿麟等人所救才没有葬身鱼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