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直错解了孟子“君子远庖厨”这句名言，误以为做大事的君子和堂堂男子汉应该远离厨房，而女人才是厨房的主人。

其实孟子的原话是：“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是他对齐宣王不忍心杀牛的评价。

把“君子远庖厨”作为仁慈的品德加以提倡，这倒也是符合孟子的原意的。

“罢了，罢了……”她慢慢的坐了回去，叹道：“只要他欢喜，由得他去吧。”也是啊，都这般模样了，早离了读书这条路，是否远庖厨又有甚打紧的？这才是无条件的母爱，光辉熠熠。

哎，惟儿未得癔症前甚是聪明，颇有神童之姿，只道日后能走科举仕途，谁曾晓……

潜心读书，通过科举鱼跃龙门，虽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有可能摔的头破血流，但再难再痛都是值得的。

烈祖李昪建国，极为重视贡举，升元初便开明经、三传、三礼、明法、童子诸科，以择人才入朝辅政；升元六年始开进士科，取袁州宜春李征古等进士及第；今年二月，江文蔚知贡举，放进士庐陵王克正等三人。

五代诸国，独江南文物为盛。虽每岁举科取人甚少，较之中原虽有不如，但兵乱之际，偏方小国贡举废坠，江南已算是文风鼎盛之所了。

取士少，亦有缘由。升元建国以来，言事遇合，即随材进用。今岁贡举进士科只取三人，圣上问主考官江文蔚：“卿知举取士，孰与北朝？”江文蔚日答：“北朝公荐、私谒参半，臣一以至公取才。”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江文蔚一心为公取才，绝不夹杂半分私心。妥妥的得罪人的节奏。

随材进用，略显随意，亦属无奈，南唐地域广袤，但除了江南一地，并无太多富庶之地。饱暖思**，寒门无士子。读书，读的是家底。

自汉以降，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至南北朝士族渐衰，李唐则多方打压，及至唐末已趋消亡。

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山东、江左、关中、伐北几大士族集团与王权共治天下，风光无限，寒门庶族鲜有问政朝事者。其根由在于读书耗时耗财，寻常人家几无能为供养学子。

自隋唐以来，废除“九品中正制”，代以贡举开科举士，寒门学子始有跃龙门之势。

而江南之地，文风日盛乃得益于“衣冠南渡”——

西晋晋怀帝、晋愍帝时期中原地区大规模战争不断，内徙的周边部族相继建立君主制政权，强大起来威胁到西晋政权，并最终酿成永嘉之祸，中央朝廷受到威胁，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唐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对唐王朝，史称“安史之乱”，这次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彼时，大量中原人口向南方迁徒，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江南的经济和人文基础。

两次“衣冠南渡”，江南益发昌盛。

而唐乱时的南迁中，北方士人如韩熙载、常梦锡、马仁裕、王彦铸、高越、高远、江文蔚等纷纷投靠徐知诰（即南唐烈祖），为其最终建立南唐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昪尝到了士人辅政的甜头，自然益发看重科举，办太学，办书院，大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之政。

读书，虽然不是唯一的出路，但一定是最实惠之路。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于李杜氏，儿子若是能考取功名，自然是最最好的事情；若不能，也无甚大碍。只要李惟是快乐的，她便快乐。

所以，听说李惟在烹制晚膳，纵然是胡闹，也由得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