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了陈婆娘之后，台南港安静了半个月。

可赵文远没闲着。他把台南、台北、基隆三县的知县，加上台湾府知府、镇南洋州知州，全叫到了总督衙门后堂。桌上摊着两样东西——左边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章程草稿，右边是一摞女社散发的传单。

“本官今天叫你们来，说一件事。”赵文远把传单拿起来，念了一段——“男人潇洒，女人受累。女人是免费保姆，女人没有家。”念完了，把传单放下，“这话，你们说对不对？”

几个知县面面相觑。台北知县站起来欠了欠身：“大人，这话不对。可老百姓里头，有些女人听了觉得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她们确实在家里做饭洗衣带孩子，确实累。男人在外头扛包，回来往床上一躺，确实看着比女人轻松。”

赵文远点了点头：“你说到点子上了。这话不对，可它有三分理。三分理在哪儿？在‘累’字上。女人在家累，男人在外头也累。可女社只说女人累，不说男人累。只说女人没家，不说女人吃谁的喝谁的。老百姓听了一半，没听另一半。所以本官不能光沉人，还得把另一半说出来。”

他把《论语》翻开，指着上头一段：“孔子说过一句话——‘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这话什么意思？不教育就杀，叫虐待；不告诫就要求成功，叫暴政；命令下得晚却要求限期完成，叫害人；该给人的东西，给的时候抠抠搜搜，叫小气。本官沉了陈婆娘，是杀了。可杀之前，本官教育过她没有？本官贴过告示，说过女社闹事要沉海。她看见了，可她还闹。她闹了，本官沉她，不叫虐。可光沉她不够——还有那些没闹、可心里头觉得女社说得有道理的女人，本官得教育她们。”

秦明远在旁边问：“大人，怎么教育？”

“两个法子。”赵文远伸出一根手指，“头一个，学堂。台南、台北、基隆三县的学堂，从今天起，加一门课——‘华夏族民训’。训什么？训三句话。头一句，‘男女同劳，男女同敬’。男人在外头扛包，女人在家里做饭，两头都累，两头都该敬重。可敬重归敬重，不能光说自己累，不说自己吃谁的。第二句，‘家是两个人的家’。男人挣钱养家，女人管钱持家，钱是两个人的钱，家是两个人的家。女人说‘女人没有家’，那她住的房子是谁的？她茶摊的本钱是谁的？她孩子的米是谁挣的？第三句，‘闹事者，镇南洋之敌’。女社闹事，闹的是贸易处，闹的是镇南洋的买卖。镇南洋的买卖垮了，扛包的没活干，开铺子的没买卖，女人自己也没茶摊可开。谁闹事，谁就是镇南洋的敌人。”

几个知县把这三句话记下来。台南知县问：“大人，学堂加课，谁来教？”

“先生教。可先生得先学会。秦明远，你写一本《华夏族民训》的小册子，印出来，三县学堂的先生人手一册。先生先学，学完了教学生。学生回家教爹娘。爹娘听了，比听官老爷讲管用。”

秦明远应了。赵文远又伸出一根手指：“第二个法子，人民代表大会。本官把章程写好了——每县两个代表，由老百姓选。代表们管民政，修路、办学、开仓、赈灾、审案子。女社再闹事，代表们开会，投票决定怎么办。投票决定沉海，就沉海。投票决定枷号，就枷号。可代表们投票之前，得先听本官讲那三句话。听完了再投。听完了还投‘不沉’，那本官否了。否了再议。议到代表们改主意为止。”

镇南洋州知州站起来欠了欠身：“大人，代表们要是不听呢？”

“不听就换。本官加了一条——总督有权解散代表大会，重新选举。选出来的新代表还不听，再解散。解散三回，本官把这事交给宣慰司大会讨论。宣慰司大会的代表是从各府代表里选的，比县代表更老成。他们投票，本官认。”

散堂之后，赵文远回到后堂，李光耀从房梁上飘下来，蹲在案头。

“赵大人，你这套法子，是把‘教’和‘杀’搁一块儿了。先教，教完了不改，再杀。杀了之后，接着教。教到没人闹为止。”

“对。”赵文远把《论语》合上，“君上，本官在亳州当野神的时候，只管托梦断案。到了南京，管清田、管官仓、管女社。到了台南，管得更宽。可管来管去，本官发现一件事——光杀不行。杀了一个陈婆娘，还有李婆娘、王婆娘。为什么？因为老百姓心里头那根刺没拔。那根刺是什么？是‘男人潇洒女人受累’。这话不对，可它有三分理。本官得把那三分理掰开，告诉老百姓——男人也累，女人也累，两头都累，两头都该敬重。可敬重归敬重，不能光说自己累，不说自己吃谁的。这话掰开了，老百姓听了，心里头那根刺就拔了。拔了刺，再有人煽动，老百姓就不听了。”

李光耀从案头跳下来，往门口飘。飘到门槛的时候回头说：“赵大人，丰臣秀赖派小西行长来朝贡了。船已经到了基隆港，小西行长带了秀赖的亲笔信，还有一船贡品——银子、硫磺、日本刀、扇子。下官在基隆港蹲了一宿，小西行长在船上跟通译说——‘赵总督帮秀赖公打跑了家康，秀赖公感激不尽。这回朝贡，是秀赖公亲自安排的。’”

赵文远把章程草稿收进匣子里：“小西行长到了，本官得去基隆接。他是日本王派来的使臣，本官不能怠慢。”

半个月后，小西行长的朝贡船到了台南港。

赵文远在码头上接了小西行长，收了秀赖的亲笔信和贡品。小西行长在码头上鞠了三个躬，汉话说得利索：“赵总督，秀赖公说了——日本王受了明国的封，日本就是明国的藩属。藩属朝贡，天经地义。这回来的贡品不多，可秀赖公说了——往后年年朝贡，年年不断。”

赵文远把秀赖的信看了两遍，递给秦明远：“秦明远，把贡品清点造册，解送北京。小西行长，你跟着贡品船去北京，当面把秀赖的信递给万历皇帝。”

小西行长应了。贡品船从台南出发，走了一个月到北京。万历皇帝在文华殿接了秀赖的信和贡品，把信看了两遍，忽然笑了，跟身边的冯保说：“冯保，赵文远这个人，朕没看错。他在镇南洋打了日本，日本王服了，年年朝贡。这比朕派兵去打省事多了。”

冯保欠了欠身：“皇上圣明。赵文远在镇南洋，替皇上省了兵、省了饷、省了心。日本王一朝贡，南洋的商路就通了。商路通了，商税就多了。商税多了，皇上的内库就满了。”

万历皇帝点了点头：“传旨——赵文远加太子太保衔，赐蟒袍一袭、玉带一围。镇南洋宣慰司的商税，三成解内库，七成留镇南洋，修港口、练水师、办学堂。”

圣旨传到台南那天，赵文远正在总督衙门后堂看《华夏族民训》的校样。他把圣旨接了，搁在案上，跟李光耀说：“君上，太子太保，正二品。本官从亳州县丞做到太子太保，用了二十五年。”

李光耀从房梁上飘下来，蹲在圣旨上：“赵大人，太子太保是虚衔，可蟒袍玉带是实的。你穿上蟒袍，戴上玉带，往台南港码头上一站，老百姓看了，就知道——赵大人替大明挣了脸。日本王都来朝贡了，镇南洋的买卖只会越做越大。买卖大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

赵文远把蟒袍从匣子里拿出来，搁在身上比了比：“君上，本官穿这个，像不像个王爷？”

“像。”李光耀咧嘴一笑，“可赵大人，你穿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学堂的课得接着加，代表们的选举得接着办，女社的刺得接着拔。太子太保归太子太保，镇南洋的事归镇南洋的事。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