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商量完的第二天一早，耀祖去了三厂。

辞职信是前一天晚上写的，从光宗练习册上撕下来的纸，字迹工整，一笔一划，没有涂改。组长马大姐接过去，看了两遍，抬头看她。

“你疯了？”

“没疯。”

“刚转正。”马大姐把辞职信拍在桌上，“你知道转正名额多难拿？你中专毕业，能进三厂，还有你班主任的面子。你说走就走？”

“我姐要办厂。”

“你姐办厂关你什么事？”

“她管账，我管技术。”

马大姐盯了她一会儿。“你回去想想。想好了再来。工位给你留着。”

耀祖说“不用了。”

马大姐叹了口气，拿起笔，在辞职信上签了字。笔尖戳在纸面上，扎出一个墨点。“工资下个月来领。”

“行。”

耀祖转身走了。走到车间门口，杨来弟追出来。

“你真走了？”

“真走了。”

“你姐那个厂，在哪儿？”

“汉正街，偏巷。”

“招人不？”

耀祖看着她。“你想去？”

“你走了，我也不想待了。”杨来弟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三厂计件压得低。上个月我加班十二天，拿到手三百七。你那边呢？”

“刚开始不高，但中午管一顿饭，计件不比三厂低。”

杨来弟想了想。“我过几天去看看。”

耀祖说“好。”走出大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厂房的灯还亮着，缝纫机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哒哒哒的，跟平时一样。她站了两秒钟，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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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厂房跑了三天。

许建国骑着自行车，光宗坐在后座上，汉正街周边的巷子一条一条钻。电线杆上贴的招租广告撕了十几张，许建国拿本子记电话，光宗记价格。看了七八个地方，不是太贵，就是太破，要不就是太远。

第四天，一个中介找上来。姓刘，瘦高个，花衬衫，脖子上挂一根金链子。

“有个厂房，三百平，带三相电，月租便宜。”

许建国心动了，光宗说“先看看。”

刘中介带他们去了。厂房在汉正街尾巴上，铁皮棚子，四面漏风，顶上一半石棉瓦一半塑料布。地上有积水，墙角长着青苔。三相电倒是真的有，电表箱锈得看不出数字。

许建国转了一圈，摇头。“这不行。”

刘中介说“五百块看房费，不退。”

许建国嗓门大了。“你之前没说要收钱。”

“汉正街都这个规矩。”刘中介转头看光宗，笑了一下，金链子在手指上绕了一圈，“小姑娘，你说是不是？”

光宗看着他，没笑。“你收了钱，没办事。”

“我怎么没办事？我带你们看了。”

“这地方不能用。”

“那是你们的事。”

光宗从兜里掏出五百块，递过去。刘中介接了钱，数了一遍，揣进兜里，走了。

许建国蹲在地上，手抱着头。“五百块。你妈一个月工资。”

光宗说“爸，走吧！”

许建国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记着。”

“记着呢！”

后来他们自己找了间厂房。在汉正街更偏的地方，巷子窄到三轮车进不去，料子只能用手推车一车一车往里拉。房东是个退休老师，姓黄，人厚道，月租谈下来比刘中介说的那个还便宜五十块。许建国签了合同，押一付三，掏了一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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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手续是许建国跑的事。

第一天去工商所，排了一个小时队。窗口里的人翻了翻材料，说“缺一份租赁合同。”

许建国说“我还没租下来。”

那人说“没租下来你办什么执照？先租厂房。”

第二天他又去了，带着黄老师签的合同。窗口里的人翻了翻，说“还缺一份身份证复印件。”

许建国掏出来递过去。

那人看了，说“你法人是谁？”

许建国说“我。”

那人说“你要办个体工商户还是私营企业？”

许建国愣了一下。“哪个好？”

那人说“私营企业，以后能开票。”

许建国说“那就私营。”

第三天他又去了。这回材料齐了。窗口里的人收了，说“回去等。七个工作日。”

许建国出来，骑上车，去了税务局。税务登记又是另一套材料。他跑了一上午，中午没吃饭，蹲在路边啃了个馒头。下午接着跑。

消防那边也去了，人家说要来看现场。许建国说“厂房还没收拾好。”人家说“收拾好了再来。”

跑了四天，营业执照下来了。许建国拿着那张纸，站在工商所门口，看了半天。他把纸折好，揣进兜里，骑上车回家。路上经过汉正街，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自家的厂房。门还关着。他看了几秒钟，又骑上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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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是耀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