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天，许建国在汉正街附近盘下了一个小店面。

原来是个裁缝铺，裁缝姓周，六十多岁，戴着老花镜做了大半辈子衣服，手指关节粗得像树瘤。他做不动了，儿子在深圳开了个服装厂，催了他好几次，他终于决定把铺子转出去。

铺面不大，十来平米，摆两个货架就满了。墙皮有些脱落，露出底下的青砖，青砖上还留着裁缝用画粉画的线——横的竖的斜的，像一张没有完成的图纸。屋顶的石棉瓦有一块裂了，透进来一缕阳光，照在水泥地上，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光斑。

门口有一块空地，以前裁缝在那里支一把遮阳伞放样品，现在空着，只有风吹过的时候会扬起一点灰尘。

许建国站在店门口，看着那块空白的门头。门头上还留着裁缝铺的旧招牌，木板上写着“周记裁缝”四个字，漆已经掉了大半，“缝”字的偏旁都看不清了。他回头对李秀兰说：“叫什么名字？”

李秀兰没有马上回答。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货架还没摆，空荡荡的，阳光从破瓦缝里漏下来，在地面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她想起了八年前筒子楼里那个小小的客厅，想起煤油灯下翻开的账本，想起“鸡蛋八毛”和“两个女娃健康”。从筒子楼到汉正街，不过几站路，她走了八年。

光宗站在母亲旁边，手里拎着装满杂物和旧报纸的袋子——她们刚从筒子楼搬了一些不用的东西过来。她看着那块空白的门头，说：“许家小卖部。”

许建国想了想：“太普通了。”

“普通才好记。”光宗说。

李秀兰在旁边点了点头。她想起了自己的账本——牛皮纸封面，边角磨毛了，没有任何装饰，但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普通才好记，这是她们母女俩都懂的道理。于是名字就这样定了。

许建国用毛笔在一块新木板上写了五个字——“许家小卖部”。他读书不多，字不好看，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写完之后他把木板钉在门头上，歪了一点，他又爬上去重新钉了一遍。

那颗钉子他敲了四下——第一下钉歪了，第二下扶正，第三下砸进木板，第四下把钉子头砸进了木板深处。然后他从凳子上跳下来，退后几步看了看。门头上的木板有点斜，但字是清楚的。“许家小卖部”，五个墨字在春天的阳光下还泛着湿润的光。

开张那天，许建国买了一挂万字头的鞭炮。不是千字头，是万字头，他说这是他在汉正街的第一家店，要响响亮亮地开张。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很久，红色的纸屑铺了一地，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几个路过的行人捂着耳朵快步走过去又忍不住回头看。

耀祖站在门口，捂着耳朵，笑得比阳光还亮。她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袄——那是过年时奶奶给她做的，袖口绣了一圈小花。红色纸屑落在她头上，肩上，她也不拍，只是仰着头看着鞭炮炸开的火花咯咯地笑。

刘姨端着一碗热干面过来道贺。面是她自己做的，芝麻酱比平时多放了一勺，葱花切得碎碎的铺在面上。“开张大吉！”

她把面端给许建国，眼睛却在店里面扫来扫去——她在数货架上有多少东西：左边的货架摆着酱油、醋、盐、糖，右边的货架摆着毛巾、肥皂、牙膏、梳子。靠门口的位置放着一个玻璃柜，里面是几包饼干和一袋大白兔奶糖。货不多，但整整齐齐，每样东西都像刚被擦拭过。

“蛮整齐咧。”刘姨由衷地说，然后探头看了看收银的柜台，“光宗呢？”

光宗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放着一个铁皮盒子——那是她的存钱罐，印着大白兔奶糖的图案，大白兔耳朵掉了漆，露出底下银色的铁皮。这个盒子从幼儿园的零食管理，到汉正街摊子的收银盒，再到今天小卖部的收银柜，跟她走了大半辈子——虽然她还不到八岁。

她正在整理零钱，按面额分类，动作跟数存钱罐时一模一样：硬币按年份和面额码好，纸币一张一张捋平，折角展开，卷边压平。她知道从今天起，她不只是在帮父亲收钱了。她是在替这个家管账。

下午，许保国来了。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手里端着搪瓷缸，缸子里的茶已经凉了——他从筒子楼走过来，走了将近二十分钟，茶早就凉透了。他站在店门口，没有进去。他看着门头上那块歪歪扭扭的木板——“许家小卖部”——看了很久。

木板有点斜，但钉子钉得很牢。他认得出那上面的字是他儿子写的，也认得出钉子是儿子自己钉的。然后他往店里看。

光宗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放着收银的铁皮盒子。一个顾客正在付钱，她接过钞票，找零，动作熟练得不像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

许建国正在给一个顾客拿货架上的东西，踮着脚尖够了半天，把货架最上面的东西拿下来递过去。李秀兰不在——她在厂办小学上班，下午才能过来。但她的账本在。

光宗面前的柜台上，放着一本摊开的练习册，上面已经记了几笔今天的账：一瓶酱油三角五分，两块肥皂八角。字迹不像李秀兰那么端正，但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许保国没有进去。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光宗正好抬头，两个人的目光在门头和货架之间碰到了一起。许保国没有笑，光宗也没有笑。然后许保国继续走，光宗继续低头整理零钱。

晚上，李秀兰坐在煤油灯下，翻开那本牛皮纸封面的账本。她翻到新的一页，在灯下写了一行字：“许家小卖部开张。第一笔生意：一瓶酱油，三角五分。”

她把账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这本账本已经记了八年多，从“鸡蛋八毛”到“酱油三角五分”，从筒子楼到汉正街。她妈留给她的账本，她还会继续记下去。记到女儿们长大，记到她拿不动笔，记到这本账本被另一双手接过去。

窗外，轮渡的汽笛响了。光宗躺在竹床上，攥着拳头放在耳朵边上，跟八年前出生那天一样。但攥的内容不一样了——那时候攥的是爷爷的党徽，后来攥过军功章，攥过糖，攥过钞票，攥过存钱罐的盖子。今天她的掌心是空的。但很沉。

耀祖在旁边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梦话——“好吃”。大概在梦里又在吃热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