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下班后没有直接回家。

他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同事们三三两两地往筒子楼方向走——有的骑着二八大杠，后座上载着孩子；有的拎着菜，准备回家做饭；有的边走边跟老婆拌嘴，声音大得像吵架。他不想回去。每次回家，推开门就是两个女人之间的低气压：他妈不说话，他老婆也不说话。两个人都不说话，但那种沉默比吵架更让人喘不过气。

他拐了个弯，往江边去了。

江边有一排大排档，塑料桌椅摆在防洪堤下面，几盏白炽灯泡挂在竹竿上，引得一蓬一蓬的蚊子在灯光里撞来撞去。他拣了张塑料凳子坐下，点了碗热干面、一盘毛豆、一瓶行吟阁啤酒。热干面上桌的时候芝麻酱还是热的，他用筷子拌了两下，面还没拌匀，啤酒先灌了两口。

他吃得很慢。不是享受，是拖延。毛豆壳一个一个堆在桌上，堆成了小山。啤酒喝了半瓶，他盯着瓶子上“行吟阁”三个字发了会儿呆，把最后一口啤酒喝完。酒是苦的。

旁边桌的工友叫他过去坐。都是厂里的人，有的是他车间的，有的是隔壁车间的，穿着跟他一样的深蓝色厂服，袖口磨得发白，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

他端着面挪了过去。

一开始聊的是厂里的事。分房政策又要改了，有人插队，有人在领导门口蹲了三天，最后还是没分到。

“生儿子就是好，多分一间，”一个工友抱怨，“我们家三个，挤在二十平米里，睡觉都是摞着的。”

话题转到各家的孩子。有人说许建国家两个丫头最近很争气，光宗考试又拿了第一，数学竞赛拿了个什么奖，奖状贴了一墙。

“许师傅，你那个大丫头，将来不得了，”一个工友拍着他的肩膀说，“脑壳比你强。”

许建国笑了笑，没接话。他知道光宗聪明，但聪明在这个家里不是好事——他妈不喜欢聪明的女娃，他妈说聪明的女娃不安分。

旁边有个老工友，姓周，五十多岁了，在厂里干了三十多年，再过几年就退休了。周师傅平时话不多，但喝了酒就管不住嘴——大家都知道，所以他老婆不让他喝酒。今天他老婆不在，他已经喝了两瓶啤酒，脸红得像熟透了的柿子。

“你娘当年也是不容易，”周师傅忽然说，眼睛有点发直，盯着许建国看，“你大哥还好……你妹妹……”

桌上安静了一瞬。另一个工友赶紧打岔：“老周，你喝多了，少说两句。”

周师傅挥开他的手：“我说的是实话。许师傅，你妹妹当年就是被你娘逼着嫁到黄陂去的，换亲嘛——你大哥娶了你大嫂，你妹妹换给你大嫂的弟弟。你大嫂也是你娘逼着娶的。你们家就是这个规矩。”

许建国手里的筷子停了。

一根筷子悬在半空中，夹着一口热干面，芝麻酱顺着面条往下滴。他把筷子放下来。

他不是不知道。他妹妹许招娣嫁到黄陂那天是腊月里，冷得很。她穿着一件红棉袄——那是她唯一一件红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叠在箱子里过年才拿出来——被推进一辆借来的面包车。车窗玻璃上全是雾气，她从后车窗里看着他和大哥，没有哭，只是看着。

车发动的时候，她把一颗糖塞进他手心里。橘子味的，糖纸被她的手攥得皱皱的。车开走了。他站在原地，攥着那颗糖，什么都没做。

那时候他十二三岁。后来他长大了，学会了假装。假装母亲没有那么强势，假装妹妹嫁得还不错，假装这个家没什么问题。假装的年头久了，连他自己都快信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他妈让他把刚刚出生的光宗和耀祖送走，跟当年送走妹妹一样。不同的只是当年是他妈逼妹妹嫁人，现在是他妈逼他送女儿。

面前的毛豆壳堆成了小山，啤酒还剩半瓶，已经彻底凉了。江风吹过来，带着腥味和柴油味——江面上有货船经过，马达突突地响。他忽然觉得冷。不是身上冷，是心里冷。

他站起来，付了钱，往家走。

到家已经很晚了。筒子楼的走廊上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几双晾在栏杆上的布鞋在夜风里轻轻晃动。他推开自家的门，屋里很安静。李秀兰在煤油灯下记账，听到门响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续低头写字。灯光照在她脸上，她眼角的细纹比前几天又多了几条。

光宗和耀祖已经睡了。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她们。光宗还是攥着拳头放在耳朵边上，跟六年前出生那天一样——那只手攥过党徽，攥过军功章，攥过糖，攥过钞票，但在梦里，她还是那个攥着爷爷军功章不松手的婴儿。耀祖嘴角弯着，好像在梦里也在对谁笑。她手掌上的伤已经结痂了，几条细细的血痂横在掌心，像一张小小的网。

他伸出手，想摸一下光宗的脸。手伸到一半，停住了。不是怕弄醒她——是怕自己的手太凉。就像六年前，他想把女儿从母亲手里抱过来，母亲一个眼神，他把伸出去的手缩了回去。六年了，他缩手的动作越来越熟练。

他坐在竹床上，坐了很久。窗外轮渡汽笛响了，悠长悠长的，从江面上传来，穿过防洪堤，穿过筒子楼薄薄的墙。这座城的轮渡每天在长江上往返几十次，有人坐它去上班，有人坐它去结婚，有人坐它去送孩子上大学。他妹妹当年被推进面包车的时候，是不是也听到了轮渡的声音。

李秀兰合上账本，吹灭煤油灯。屋里陷入黑暗，只有窗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水泥地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

“我娘当年，把我妹妹……”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出来，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但他没有说完。他不知道怎么说——说我娘把我妹妹逼着嫁到黄陂去了？说我站在门口什么都没做？说我现在看着自己的女儿也要被送走，我还是站在门口什么都没做？

李秀兰等了一会儿。他没有继续说。她没有追问，没有叹气，没有说“我早就知道”。她在黑暗中伸出手，放在他的手背上。很轻。像一个句号。

许建国没有动。她的手就那样放着，不重，不轻，不催他说话。

窗外又传来轮渡的汽笛声，比刚才那声更远，像是已经过了江。他低下头，看着她放在自己手背上的那只手——指关节因为常年泡在肥皂水里而微微发白，但此刻干燥而温暖。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有人在他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替他画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