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不想活了是吧？”

盛恩伊将报纸狠狠砸在桌上：“去！给我上门警告史量才，反了天了，什么内容都敢写！”

随从低声劝道：“少爷，老爷之前交代过，千万别招惹《申报》。这帮玩文字的，一旦盯上就死咬着不放。他们躲在租界里，我们鞭长莫及，洋人也不会帮咱们出头。”

盛恩伊把桌子敲得震天响：“那就让他们朝汉冶萍泼脏水？”

申报是史量才与张謇、应德闳、赵凤昌等合资花了12万元买下的，状元郎和盛家就有旧怨，巴不得盛家死呢。

史量才更不会低头，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

在舆论监督上，因为身处沪上，背靠租界，《申报》的笔触要比《群众报》激烈得多。哪怕是癸丑报灾期间，《申报》依旧继续坚持报道。只不过强化报纸的商业属性和实用价值，从单纯的政治喉舌转型为综合性商业大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直接的政治风险。

盛宣怀因为推动铁路国有成为了起义的导火索，直接被清政府免去职务，因为害怕清算，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逃往东洋，此后汉冶萍公司各厂矿停产，人员逃散，公司陷入巨额亏损。

眼见老袁上了台，盛宣怀才屁颠屁颠地跑回来继续担任汉总经理及董事会长，为了救活停产亏损的汉冶萍，决议向东洋横滨正金银行借款1500万日元。这笔钱不仅用来买高炉、扩建矿场，还要还高利贷。

更要命的是，借款条件极其苛刻，要求“中日合办”，并以大冶铁矿作抵押。

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完全商办，盛宣怀身上窃取国家资产的嫌疑都洗不清，而在辛亥之后，民族主义高涨，把国家工业命脉抵押给东洋人，这无疑是非常伤害民族情感的事。《申报》《神州日报》死咬着盛宣怀不放，导致整个借款只能流产，他只能另想办法把汉冶萍维持下去。

“爹！他们宣传秦晋矿业就算了，为什么要拉踩我们？”盛恩颐气势汹汹地找到盛宣怀，“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

盛宣怀端着茶盏，眼皮都没抬：“多事之秋，不要生事。”

《申报》只是提了一嘴，盛家若反应过激，反而会被翻旧账。

“就这么放过他们？”

“我和伯行向秦晋矿业投了100万，占了近两成股，他们投产对我们也是好事。”盛宣怀吹了吹茶沫，语气平淡。

盛恩颐依旧愤愤不平：“汉阳铁厂不比他们的差，为什么非要押注林砚之那个毛头小子？”

“汉冶萍历史包袱太重，股权分散，东洋人还试图掌控主导权。设备更是十几年前的老古董，整体已经落后了。”

“明明上百万资金可以更新改造！”

“给别人做嫁衣吗？”

盛恩伊反驳道：“秦晋矿业我们也只是小股东，林砚之才有控股权！”

“慢慢来嘛，着急什么？”盛宣怀稳坐钓鱼台，“我已经安排人去和秦晋矿业商议，以一批熟练工人作为条件，让他们必须以协议价采购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的原料。”

他悠悠道：“治理大国如烹小鲜，企业经营也是如此，不能心急，不要随意翻动，调料要恰到好处，火候要掌握得当。”

盛恩伊一愣：“爹，你是有什么谋划？”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儿子还没反应过来，盛宣怀顿觉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去问管家！好好打听打听我当年是怎么处理大生纱厂的！”

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盛宣怀想起几个早夭的儿子，只能化作一声长叹。

他的长子昌伊是光绪辛卯年（1891年）的举人，获从一品封典，任湖北候补道、德安府知府，昌伊对周边地区经济状况作了调查研究，他了解到孝感县工场手工业发展较早，于是创办了织布厂和汉东机器米厂，其机械化水平与生产规模超过周边地区，在当地轰动一时。

长子昌伊在世时，中规中矩，创新不足但守成有余。反观老四这个独苗，被过度溺爱，连守成都成问题。

“生子当如孙仲谋，人呐，最怕的就是对比，恩伊什么时候才能沉稳下来啊。”

盛宣怀希望自己再支撑几年，最好是能把汉冶萍掏空转移到秦晋矿业身上，来一出腾笼换鸟。

盛恩伊询问过管家之后，立马眉飞色舞：“我爹这是给林砚之布了个局，而对方一无所知还心甘情愿地跳了进来呀！”

管家面无表情：“老爷做事，自然是深思熟虑。秦晋矿业发展得再好，在老爷的算计面前也是徒劳。”

盛宣怀搞垮了红顶商人胡雪岩一战成名，实际上他还让大生纱厂吃过大亏。

当年张之洞将一批英国纺纱机拆分，让张謇和盛宣怀各领一半，在长江南北办厂。每厂分得的机器作价规银二十五万两作为官股，约定“官不另拨经费，亦不干预厂务，每年按八厘取官利，厂中盈亏悉归商董”，这就是大生纱厂“绅领商办”体制的起源。

张謇本质上是个文人，他身上有文人气，而并无任何的江湖气。相比盛宣怀，他身上还少了几分狠劲。

在状元郎筹措资金的时候，盛宣怀承诺“我的轮船招商局可以给你出资10万两白银，入股你大生纱厂。”

状元郎四处融资无门，见有人愿意出资自然是开心不已，可盛宣怀只顾推进自己的沪上纺织厂，却一分钱都没借给张季直。

张季直只能写信：乞拨借十万，以一年为期，息认八厘，及期归还。

盛宣怀却不再搭理，气得状元郎在信中质问：公方以信义号召天下，岂可失言于匹夫？

盛宣怀原本应该是打算拖死张，奈何南通本地多能人，状元郎出面还真筹集到了启动资金，

大生纱厂建成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纱价跳高，纱厂赚了钱，生产得以维持下去。

张季直是厚道人，再加上盛宣怀解释是因为汉冶萍出了问题资金周转不开，还就信了盛宣怀的鬼话，又让他掺和进了大生纱厂。

盛宣怀以轮船招商局的名义给大生纱厂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大生纱厂发展提速，张对盛还是感恩多过于非议。

盛宣怀见时机越发成熟了，便开始下钩子了。

他告诉张謇，可将大生纱厂改组成股份公司，自己会注入更多资金，让大生纱厂成为全国最大的纱厂。张謇被盛宣怀画的大饼冲昏了头脑，欣然同意了改组计划。

股份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创始人可能会被一脚踢开，现代哪怕是乔布斯也无法避免。盛宣怀掌握巨量资本，每次增资扩产，关联企业就投钱进来，张謇的持股比例一路暴跌。更离谱的是，盛宣怀还将自己领的那部分官机转给大生纱厂，进一步稀释张謇的股份。

盛宣怀是官商，又在董事会拥有话语权，大生纱厂不得不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他控制的煤炭，又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他的纺织厂供应纱线。

这波操作，当然是肥了盛宣怀，坑了大生纱厂了。

信错人的张季直在日记中写道：吾负人者，人知之；人负吾者，天知之。

但状元郎毕竟是状元郎，商场手段玩不过，但能考上状元，智商绝对比盛这个秀才出身只能从幕僚干起的买办强不少。

大生纱厂改组股份企业的时候，张謇在学习西方股份制时进行了本土化创新。他采用了梯级式的股权制度，即1至100股每股1权，101股以上每20股才1权。

这种“累退制”从根源上限制了官股作为大股东的表决权，有效保障了中小股东的权益，防止了外部资本或官方势力夺取控制权。

这种架构非常像是现代的同股不同权的AB股，字面意思是相反的，但目的都是限制单一资本或大股东的绝对话语权，保障核心管理团队的控制权。

张謇虽占股不多，但凭借本地名气和影响力，小股东都和他一条心。盛宣怀即便联络过半股份，也因这套制度拿他没办法，只能慢慢磨，但该吃的红利一分没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