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听得如痴如醉，他从未想过挖土还能有如此严密的科学逻辑。

“国内还没有真正的考古学，传统的金石学只关心器物本身，不问出土地点和环境。”林砚之拍了拍手上的土，“其实考古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科学的学科，拥有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论工具。”

安特生算是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而眼前这个年轻人，日后便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留学归来之后，主持了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这是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开始摆脱对外国专家的依赖，走向独立。

而他主持的15次殷墟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和青铜器，将传说中的商朝变成了信史，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当然，李济更重要的成就是完善了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如夏鼐、梁思永等优秀的考古学家。

林砚之的考古小课堂开课了：“欧洲的考古学现代化其实也没有多久，文艺复兴使人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走出了神学，才开始研究古代留下来的遗物，一开始是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刻和铭刻，进而对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和古物，后来扩大到对近东地区的埃及、巴比伦等地的更为古老的古迹和古物。”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地质学与生物学的启发下，经过50多年的沉淀和总结，考古学在欧洲逐渐成熟。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提出了文化演进三期论学说，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1903年，瑞典学者蒙特留斯发布《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开创了器物类型学研究，提出运用考古发现物分类的方法，参考发现物所处地层的层位相对关系来确定相对年代早晚的概念，用考古出土的物质遗存来判断古人的社会关系。”

“因此，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正是我们追赶欧洲现代考古学的最好时机。”

仓库之内，少年学子听得全神贯注，不时有人抛出疑问，林砚之逐一解答。

三十年后，作为国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李济承担起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押运责任，最终随文物抵达宝岛。

李济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还只是个在清华学堂读书、对考古一知半解的青涩学生。林先生告诉我考古不是寻宝，而是用科学的手段去重建古史。

可以说，我的考古生涯正是始于林先生的引导。没有他当年的点拨，中国考古学的独立与科学之路，或许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久。

安特生也没想到，县城里唯一的教堂牧师竟然是瑞典同乡。对方热情地腾出了几间屋子，供他开展研究。

村落里的条件实在有限，之前的研究难免粗糙。有了固定的场所后，安特生如鱼得水，甚至有了意外之喜。在一块彩陶片上，他发现了水稻粒的痕迹，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的国家之一。

安特生夜以继日地整理编写，终于完成了《中国古文化之研究》，并安排人送往沪上。

在书中，安特生认为，石、铜、铁器时代是国外文明史的发展阶段，如今在几乎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得到验证，这是人类文明历史的一大进步。仰韶遗址验证了中国的石器时代，其面貌就和四五十年前的西亚、埃及和意大利十分相似。

从《中华远古之文化》的论述来看，安特生倾向于支持“中国文化西源说”。他在书中盛赞遗址发现的完整彩色陶瓮精美绝伦，堪称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也是因为缺少粗糙的早期陶器，他才猜测仰韶文明很有可能是从西亚传入的。

因为之前关于文物整理归档的问题，安特生和林砚之闹得有些不愉快，所以文章发表之前，他并没有和林砚之沟通，林砚之是从罗振玉那里知道了安特生文章的内容。

林砚之直接找到了他：“安特生先生，你有什么证据，就说仰韶文化的彩陶源自于西亚？”

安特生辩解道：“林先生，这只是我的猜想。科学的研究向来是严谨的推理和合理的推测，我并没有在文章中断言，彩陶就一定源自于西亚。”

“但你文章中的猜测，会让很多缺少专业知识的人误以为这就是事实！”林砚之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你毫无根据的猜想会抹杀仰韶文化的独立性！”

安特生沉默了片刻：“科学需要大胆的假设，如果我的推测错了，未来的考古发现自然会修正它。但我不能因为害怕被误读，就放弃表达我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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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法租界，施以仁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

连公董局的会议他都称病没去，他总觉得那些洋人看他的眼神里，带着几分看戏的意味。

前面的调子起得太高，如今沪上的名流圈子里，谁不知道他和林砚之的那个赌局？现在仰韶遗址的消息炒得沸沸扬扬，大家伙儿都在等着看他施某人如何兑现那十万大洋的赌注。

十万块啊！就这么打水漂？施以仁根本无法接受。可要是就此反悔，他在沪上滩的名声就算彻底毁了，以后还怎么在商界立足？

偏偏这时候，孙用慧代表林砚之给他发来了一封措辞客气的信。信中言之凿凿，说是遗址保护急需资金，请施先生尽快兑付赌款。

施以仁气得把信纸拍在桌上，破口大骂：“你们公婆两个，欺人太甚！”

盛恩颐刚从他这儿抽走了二十万投资日韩矿业，孙用慧现在又要十万的赌注。

要是再拿出十万来，他的整个流动资金就彻底枯竭了。洋人的银行最是现实，一下抽走如此多的现金，银行绝不敢再给他放贷。到时候，他施以仁只能是变卖家产来填这个窟窿。

他的傻儿子施展，这下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好歹他是在洋人学校念过书的，这几天一直在翻外文报纸，终于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

“爹！洋人的地质学家说话了！”施展兴奋道，“安特生发表文章了，他说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可能是从西亚那边传进来的！”

“从哪传来的有什么意义？就是这个洋鬼子说有五千年的！”

施展赶紧解释：“爹，您想啊！当初您和林先生的赌注，争论的是东西方文明谁优谁劣。如果这文明本就是从西方传进来的，那也不能说您输啊！”

施以仁一听，顿时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把赌局毁掉的借口！既然洋人专家安特生都说了文明源自西方，那凭什么就说他施以仁输了呢？

相比较直接赔付那十万大洋，在各个报纸上投软文造势显然要实惠得多。施以仁立马金钱开道，火力全开。

一时间，沪上的舆论风向开始变得风云诡谲。

沪上本来就是西化最早的地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概念就像是在某些人脑子里刻下的钢印，牢不可破。

加之林砚之行事确实有些跳脱，惹得不少传统文人和西化学者厌烦。于是，在施以仁的暗中推动下，这些文人纷纷发文应和。

话题一下子就从“五千年文化遗址”的震撼，转移到了“仰韶文化究竟是原生还是次生”的学术争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