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沙，你回去把烟戒了，你媳妇不让你抽，该听了。科斯佳，开民宿记得给我留个房间，我去贝加尔湖钓鱼。彼得，代我向阿姨问好，糖尿病要忌口，别让她吃甜的。”

郑毅自顾自地说道。

格里沙低下头，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然后抬起头，笑了。

他的眼睛红红的，但嘴角咧得很开：“队长，你嘴真损。临走都不说句好听的。你就不能说一句‘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兄弟’？”

“最好的兄弟不用嘴说。”

郑毅走过去，拍了拍格里沙的肩膀。

格里沙的肩胛骨硌手，这半年他瘦了至少二十斤，迷彩服在身上晃荡。

然后，郑毅一个一个地拍过去。

科斯佳、彼得、沃尔科夫、安德烈、尼古拉、奥列格、列昂尼德，最后是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的眼睛红了，但没哭。

他咬着嘴唇，嘴唇上渗出一丝血。

他的下巴在抖，但脸上还是挂着笑……那种想哭又不想让人看到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哥，我会回家的。活着回家。我妈做的汤，我给你留一碗。”

“你做的汤我不喝，你妈做的我喝。”

郑毅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转身走了。

他走出营地大门的时候，没有回头。

身后，格里沙喊了一句：

“队长，以后当了老板，别忘了兄弟们！请我们喝酒，要喝好的，别喝那个兑水的破伏特加了！”

郑毅举起右手，摆了摆，没有回头。

他的影子被晨光拉得很长，拖在身后的废墟上，像一个正在远去的人形的黑斑。

叶卡捷琳堡，工地。

郑毅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是八月七日的下午。

火车晚点了六个小时，因为有一段铁轨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炸了，修了半天。

车厢里挤满了人，有的带着大包小包，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在车厢连接处蹲着抽烟。

郑毅站在过道里，从叶卡捷琳堡站走出来的时候，腿都站僵了，左膝又咔咔响了两声。

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灰白色的，照在那些半成品的建筑上。

叶卡捷琳堡的天际线和半年前一样，没有变化。

那些灰色的高楼，那些冒着烟的工厂烟囱，那些街道上跑来跑去的有轨电车。

但在郑毅眼里，一切都变了。

他看任何一栋楼的第一反应，都是判断这栋楼能不能架机枪、能不能藏狙击手、地下室能不能当掩体。

他看任何一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看对方的手……是拿过枪的手还是拿过笔的手，虎口有没有老茧，手指有没有烟渍。

这半年的战场今日，把他的脑子改造成了另一套操作系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切回来。

工地的大门还是老样子，铁皮焊的，锈迹斑斑，门上的字褪色了。

远东建筑公司，只剩“远东”两个字还看得清。“建筑公司”三个字被铁锈糊住了，只剩模糊的轮廓。

他拖着行李箱走进工地，发现不对劲。

太安静了。

以前这个时候，工地上应该有搅拌机的轰鸣声、钢筋切割的尖锐声、工人扯着嗓子骂娘的声音。

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永远不会停的交响乐。

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吹过空楼板时发出的呜咽声，像一个人在哭。

塔吊停在半空中，吊臂上挂着一捆钢筋，锈了。红褐色的锈水流下来，在混凝土墙上留下一道道痕迹，像干了的血。

搅拌机的料斗里还有半斗没倒完的水泥，已经干裂了，灰色的，像干涸的河床。

水泥表面裂开了几道口子，裂缝里长出了几根枯黄的草，在风里晃。

工地的空地上散落着空罐头盒和塑料瓶，还有几件扔掉的旧衣服。

一件迷彩夹克搭在一堆砖头上，已经被雨淋得发白，领口上还有干了的汗渍。

郑毅的心沉了一下。

他不是紧张，也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预感……像有人在他胸口放了一块冰，凉意从心脏往外扩散。

不由得，郑毅加快脚步，走到工地的办公板房前。

板房的门半开着，门板上有一个脚印，鞋底的花纹清晰可见。

里面的桌椅翻倒了，地上散落着文件，有几个用过的纸杯，杯底的咖啡干了，留下一圈褐色的印子。

墙上挂着的施工进度表被人扯下来了一半，剩下一半在风里飘，哗啦哗啦的，像一只断了的翅膀。

老谢的办公桌在最里面，桌上有一台老式电脑，屏幕上落了一层灰。

电脑的指示灯不亮，电源线被人拔了，插头扔在地上。

桌上还有一个相框，里面的照片是老谢和他儿子，两个人站在红场前面，笑得很开心。

老谢穿着一件新买的夹克，深蓝色的，标签还没拆。

他儿子后来跟郑毅说过，那是老谢为了拍照特意买的，拍了照就退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