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把烟掐灭在东大安田讲堂侧门的沙盘里，弹了弹衬衫上落的灰。

他其实不太想来。

今天是周末，按惯例他应该在家写《寻羊冒险记》最后一章，或者至少装模作样地坐在书桌前，让妻子以为他在写。

但早稻田的编辑昨晚打来电话，说柄谷行人今天的讲座“可能会出事”。

“出事”这两个字在1982年东京的大学校园里有很具体的含义，经历过全共斗时代的编辑特意压低了声音。

“那帮人放了话，要来找麻烦。”

村上春树说“哦。”

“你来不来？”

“看情况。”

然后他来了。

柄谷行人的理论他读过，不太喜欢。

不是因为关心左翼和右翼谁吵架赢了，现在这种事他已经不关心了，反正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早就结束了。

他只是想知道，“出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写小说的人，对这种事天然没有抵抗力。

他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安田讲堂的椅子是木头的，坐久了屁股疼，但角落这个位置有个好处，背后是墙，左边是紧急出口，万一真出事，比如某个学生振臂高呼，然后........总之他能第一个走。

村上春树坐下，然后便发现了四个人。

实在是这两对俊男靓女有点显眼，属于是他写在稿纸上都要多加几个字的那种。

他们和周围的大学生混在一起，但怎么看都不像大学生。

村上春树以小说家的习惯在心里过了一遍，第一个男的，很酷，不说话，留着三七分，看着很像中国人。

村上自认为很了解中国人，因为他从小接触蛮多，中国人和日本人其实有很大区别，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

他忽然意识到这个男人是谁，以至于微微张嘴。

看来今天这场是来对了，肯定有好素材。

他收起职业病。

转过头，看向讲台。

.......

“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于明治二十年代。”

“准确地说，是1887年到1897年，日清战争前后。”

柄谷行人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他的作品《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讲解。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往哪里走。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

“每个人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大久保要富国，木户要立宪，西乡要强兵。但到最后，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兵败身死，大久保利通被刺杀，木户孝允在病榻上看着自己亲手起草的宪法草案被伊藤博文的普鲁士模式取代。”

“三人全都死了。而日本选择了其中最坏的一条路：西乡的强兵。”

讲堂里一片安静，有人咳嗽了一声。

“1894年，日清战争爆发。日本赢了。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

“日本现代文学就是在这一场战争胜利的基础上诞生的。明治维新的体制本身就有问题，倒幕的主力是萨摩、长州的下级武士。他们推翻了一个封建政权，建立的是另一个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封建政权。”

“封建残余全部保留了下来。天皇制没有被触动。农民没有获得土地。士族把持了军队和政府的每一个关键职位，板垣退助的自由派甚至拒绝讨论削减地租的问题。”

“他们有议会，有宪法，有内阁，但本质上，决策者仍然是那群武士的后代。”

“他们没有跳出自己的历史，他们只是把刀换成了合同，把盔甲换成了西装。日本是在封建武士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基础上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在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下级武士掌握了政治主导权。换句话说，日本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着大量封建残余进入帝国时代。”

“在此之前，日本文学没有风景。不是没有风景画，是没有人用内心去看风景。”

“国木田独步在《武藏野》里写的落叶和夕阳，看起来是风景，其实是国家。他把武藏野写成了一片发现的风景。但为什么他能发现？因为日清战争胜利之后，日本人终于能站在帝国的视角上去看自己的土地了。”

“而且，与之配套的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装置：内面。日本现代文学强调内心独白、自我觉醒。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岩野泡鸣、他们的小说是关于什么的？风景、自我、疾病、儿童、死亡。但他们从来不写战争。”

他顿了顿。

“这就是日本现代文学干的事。它建立了一整套精巧到令人窒息的文学制度，把逃避政治包装成了追求内心。”

“他们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实际上他们的思考方向早已被那套风景和内面的装置预设好了。”

“这就是日本现代文学的本质，它在政治上失败了，转而用另一种方式苟延残喘，装模作样地替帝国主义粉饰太平。”

“与此同时......”

柄谷行人把讲义翻到新的一页。

窗外阳光正从安田讲堂的侧窗斜斜地射进来，在讲台边缘切出一道刀削般的明暗分界。

“中国现代文学也起源于日清战争。”

“1902年，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横滨创办《新小说》，第一次将小说定位为文学之最上乘。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核心观点，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1904年，鲁迅到了日本。1906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教室里看了一部幻灯片。一个中国人被砍头，周围站着一群围观的中国人，面无表情。鲁迅后来说，从那天起，他决定弃医从文。”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日清战争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日本能打败中国，那意味着中国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制度问题。不是船不够快，是旧的文明已经运转不灵。所以必须从改造国民性开始，必须从文化开始。”

“日本的胜利，意外地激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这是殖民主义的经典悖论，殖民者带来的不仅是掠夺和奴役，还带来了被殖民者用来反抗殖民的工具。”

“欧洲资产阶级用炮舰打开了全球市场，同时也把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送到了每一块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而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为革命而生。”

“它从头到尾都在承担一件事情，和这个世界上最沉重的不公正面交锋。它没有逃避，它完成自己的历史了吗？”

“事实上那一代中国青年，读了这些书，走出了书斋，走进了田野和工厂，走进了军队和农村，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解放。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文学，完成过这样彻底的历史使命。”

“所以同学们，在刚才的提问上说，我们这一代的日本文学，究竟会走向何方，我想随着历史和社会发展，自然会回到......原本的样子.....毕竟我们也看到了......时代的落寞。”

“至于它能不能完成历史使命，那还有待观察。”

“我们在面临着空前的繁华，在这种前提上，文学本身批判的作用将会被无限缩小，而替代它的.....自然是......”

“柄谷先生。”

讲堂第二排正中间，一个穿藏蓝色西装、系红色领带的年轻人已经站了起来打断了他。

“您刚才说，日本现代文学逃避了政治，而中国现代文学为革命而生。但恕我直言，您用了一个文学史学者最不该用的标准来判断文学的价值：政治功利性。”

“您以中国为例，可那是文学的功劳吗？那是枪炮的功劳。”

讲堂里有了窃窃私语。

红领带提高了声音。

柄谷行人默默注视着他的发言。

“更何况，柄谷先生，您今天的整个论点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前提上，日本出了问题。但日本出了什么问题？1980年，日本GDP突破一万亿美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我们的汽车工业超过美国，我们的电子产品占领了全球市场，我们的失业率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

“萨缪尔森，诺奖得主。在他的《经济学》第十版中明确写道：日本模式是混合经济的典范，是市场效率与公共管制的完美结合。”

“大江健三郎今年在斯德哥尔摩拒绝了诺贝尔奖提名，这是事实。但他不是拒绝日本的成功。他是拒绝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这恰恰证明：日本的文学界是有自省能力的。”

“它不需要您这种全盘否定。柄谷先生，您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但您今天站在这里，用中国的例子来贬低日本，这已经不是文学批评了，这是政治表态。”

红领带收回手。

“中国现代文学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日本现代文学有待观察。我想问柄谷先生一个问题，中国文学最近在写什么？”

“柄谷先生，对不起，我只看到他们正在面对我们早已解决了的问题。”

“日本显然走在了现代化的更前面，我想，真正使文学批判性变弱的主要原因，恰恰是您说的，因为现实问题少了，才导致文学的转向，而随着日本的崛起，我们的文学自然而然会在社会蓬勃发展的风气下，去告别那个时代的矫揉造作。”

他微微欠身，坐下。

讲堂里安静了。

不是被说服的安静，而是那种所有人都在等对方挥出下一拳的安静，大家都等着柄谷行人的回复。

坂本龙一向旁边问道。

“刘先生，那个学生说的不会是你的作品吧？”

刘峰尴尬地咳嗽了一下。

“我写的通俗小说应该还没俗到要被用来当反例的地步，他应该是指我们国内的其他文学，况且你们日本应该没有面临我们这样文化古物保护难度的风险。”

“您是在指我们没历史文化吗？”

“我是指你们没有我们这么悠久的.....考古历史.....”

“那你怎么看那个学生的看法？”

“我觉得他要是有机会去前几天咱们参观的那个厂上一周的班，应该什么都懂了。”

“哈哈哈，刘先生，你太幽默了。”

“总而言之是避重就轻讲好听的话嘛，谁不会呢.....”

萧穗子闻言看了他一眼，小声道。

“确实，论这一块，我觉得他还得多和你学学呢。”

“我哪有那么......”

几人的小声交谈早已被更大的洪流所掩盖。

........

柄谷行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我后续的这个讨论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所以我不准备在今天的讲座里继续展开。但我想说的是，你刚才对经济的一切论证，都没有跳出我刚才说的这个框架。”

他低头翻了一页讲义，又抬起头来，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

“哦，对了。你刚才说，中国作家最近在写什么？”

“那就是中国文学至今还在做的事，比起日本文学它已经完成了它可以写的东西了，但他会继续写下去。因为革命不是一场考试，考完了就可以把书扔了，革命是生活。”

“最近大热的中国电影《寻龙诀》，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看过，这个在资本主义市场里，获得好评的作品，恰恰说明了在新时代里，文学照样承载了过去一样的任务。”

“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条件，去将一个故事去多样化展现，传播，这就是媒介的力量。”

“然而这种媒介被巧妙的运用，所以他可以让每个人都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这就会使我们身处在社会中，被无形分割成个人。”

红领带嘴角的微笑僵了一瞬。

“这位同学，你刚才说，日本文学因为现实问题少了，才转向内心。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走进书店，买了一本文学杂志，翻开，的那一页在写什么？一个人在咖啡馆里发呆，窗外的街道很干净，他的内心很孤独。但他孤独的原因是什么？杂志上从来不写。”

“他坐在哪座城市？杂志上也从来不说。因为一旦说出那座城市的名字，你就得问：这座城市是怎么建起来的？它的下水道用的是哪里的钢材？它的电是哪座电厂的？它的街道为什么这么干净，是因为清洁工凌晨三点就开始扫，还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穷人住在这一区？”

“你的这套论证本身，就是日本现代文学的问题。你用经济数据来证明文学不需要批判，这恰恰说明：你所说的文学，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台只负责输出安慰剂的自动贩卖机。”

“柄谷先生，您这是....”

“我还没说完，你刚才引用萨缪尔森的时候，选择性地跳过了他教科书里的一句话。萨缪尔森在讨论日本模式的时候，引用了傅高义的《日本第一》，而傅高义在那本书的序言里写得清清楚楚。”

“原文我在这里不好复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回去看看。”

讲堂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气。

柄谷行人说下了结语。

“而当一个国家的文学不再诚实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繁荣，就不再有人替它审视。”

那个红领带彻底梗着脖子站起来。

“柄谷先生，您这是在暗示日本的经济繁荣是靠外部条件堆积起来的？”

“但同样的外部条件摆在那里，为什么是日本？不是菲律宾，不是印尼，不是泰国。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