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的广州很热，这一点毋庸置疑。

与大家一样，苏亦也穿着白色背心在墓室内进行清理工作。

四个队长之中，就他最年轻，身体素质最好，自然要承担更多的一线工作，这是作为副队长的职责。

当然，也跟他的意愿息息相关。

他本身对象岗南越王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就充满了情怀，这一次，有机会参与其中，肯定不能错过，实际上，对于他来说，未来能够全身心参与的墓葬考古发掘工作，不会太多。

因为接下来他的工作重心肯定会放在实验室，而不是考古现场，因此，象岗南越王墓的发掘工作，对于他来说，就更加弥足珍贵了。

学了考古那么多年，就算真的转向古DNA研究，也依旧割舍不了对田野考古的热爱。

总感觉年纪轻轻，就远离田野，终究还是太遗憾了。

所以，他珍惜每一次可以参与田野考古的机会。

与前室不一样，耳室是掏洞的，顶盖结构还算稳固，并不会存在坍塌的风险，自然也就没有把顶盖的大石板吊走，这样一来，耳室的空气流通就有点差，比前室更为闷热。

天气太热了，风扇吹出的风都是热的，还伴随着汗臭味以及腐臭味，味道确实难闻。

然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80年代进行考古发掘，不可能安装空调，更不可能洒水降温，只能硬抗。

导致考古队这边为改善高温工作环境，只能延迟下班的时间，还特意选择晚上加班加点，到了晚上，温度确实降低了不少，但是吧，晚上光线太差，又只能挂着灯，大功率的照明灯，温度也不低，但是吧，总体来说，还是比白天的时候，凉快了不少。

缺乏专业降温设备的时代背景下，错峰夜间加班、依托自然昼夜温差降温，辅以大功率灯具补光作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为了解决灯光散热问题，考古队这边也想了不少的办法，当下使用碘钨灯、探照灯这类大功率灯具确实会释放大量热量，但是想要削弱它们的热量，也不是不行。灯具尽量悬挂在墓室门口、通道等通风位置，不近距离对着作业平台。此外，还采取分组轮换作业，人员分批进入耳室清理，避免狭小空间多人、多盏灯叠加聚热。

所以，灯光散热导致的局部升温，相比较白天的高温，确实不值一提。

当然，夜间长时间强光作业并不全是优点，缺点也很明显。

考古人员特别容易视觉疲劳，精细清理文物时需要工作人员更加谨慎，眼睛就更累了。

此外，夜间山区蚊虫多，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考古队员只能靠长袖、风油精简单防护，根本就扛不住，时不时就有蚊虫冲到眼睛鼻腔嘴巴，难受得很，而且还有臭虫，一不小心就钻进嘴巴，那滋味，晚饭都可以直接呕吐出来了。

但总体来说，这样的工作条件，也谈不上多么的恶劣。

危险性小，后勤保障充分，考古人员还不少，可以采取轮班制，一天三四班轮换，一点问题都没有，不需要同一批人员通宵达旦地作业，又因为在广州市区，吃好睡好，总体来说，这样的考古发掘条件，确实算不上多么艰难。

之前在河宕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杨式庭就因为天气炎热，而被痈疽折腾，甚至那一次，苏亦还直接中暑了。

相比较之下，这一次象岗南越王墓的发掘，就不需要那么拼命了。

小小的西耳室，比一般家用卫生间大不了多少，但满室铜鼎、铜虎节、印章、玻璃璧、串珠、陶瓮层层叠放，几乎无空隙。

白嵘金搭的悬空平台离地约0.6米，人趴在上面俯身清理——正因为太小，才只能“悬空“不能“走进去踩“。

这也导致，整个耳室内的清理难度比较高。

就这么一个小小耳室，清理起来，就花费了13天的时间，从7月21日开始清理，一直到8月2日。

西耳室的随葬品多，并非说说而已，器物层层堆叠，种类繁多，尤其是过道处，随葬品堆积的厚度最高处就差不多有40厘米，室内堆积的器物厚度也主要在25~30厘米之间，甚至后壁处的厚度也有10厘米。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

因此，在清理的过程之中，就采用上中下三层清理方式，并且每一层都要进行拍照、录像，测绘平面图，再登记编号。

三层，都是如此。

当然，器物的堆叠，终究跟地层不一样，无法按照土质土色来分层。

于是，分层就只能按照器物的层数来划分。

假设器物，一共堆放了三层，就需要分上中下来取，然而，器物不可能真的如此有规律的堆放，有的位置有三层，有的位置有两层，有的位置只有一层，起起伏伏，错落无序，导致清理的时候，很容易误以为下面的器物是上层掉下来的。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难分层，对照拍摄的照片就可以辨认，对于了解它们的叠压与组合关系，并不影响。

因为顶盖的大石板出现错位，最大的缝隙还有10里面的位置，这就导致过道和室内上层的随葬器物表面都覆有一层浮土，若非如此，清理墓葬的随葬品就更加方便了。

为清理这些浮土，确实费了一些功夫。

加上过道口快让铜鼎和陶鼎排满了，清理起来，速度就快不起来。

这些鼎，确实多。

北侧墙根，一共7个小陶鼎，南侧墙根则一共有14个小银鼎，其中的9个小鼎与一组8件铜勺合放在一个竹笥内，每个鼎都被绢包裹着，相当的精细。

在清理的过程之中，竹笥残片和推扎竹笥的麻绳残段，已经清晰可辨。

此外，仅有的3件铜鼎当中，就有1件楚式鼎。

墓室早年进水，把不少器物冲得移位。过道两侧原本码放整齐的小铜鼎、小陶鼎、铜壶、铜烤炉、铜陶提筒和瓿，此刻都被水流搅乱了格局。

除了这些大件，过道和耳室里还散落着七只铜壶，中间夹杂着车马饰、玉印、玛瑙印、铜镜和铜钥。西半部则全是丝织品的遗迹——估摸着至少有上百匹整幅的织物，原本装在竹笥里，如今竹笥烂光了，丝绸也全变成了厚厚的炭化层，积了足有二三十厘米厚。

清理上层时，最勾起大家兴趣的，是过道口那个残破不堪的箭囊。它烂得只剩半截，里面原本装着整整一百支箭。那些双翼带倒刺的铜镞里，有几支很特别，箭锋被一种类似竹笋壳的东西仔细裹着，再用细绳扎紧，包法极有规律，从箭翼后方斜着往上缠，直到锋尖收口。

“这搞不好是毒箭。”麦英壕盯着那包着笋壳的箭头，眉头紧锁，率先开了口，“古人打仗，常有给兵器淬毒增强杀伤力的法子。”

“没错，”旁边的黄展越接话，还引经据典道，“《战国策·燕策三》里就记过这事。燕太子丹找徐夫人造匕首，‘使工以药淬之’，拿人试刀，只要划破点皮流点血，人立马就得死。后来这把匕首，就给了荆轲去刺秦王。”

众人听得一愣一愣的，目光齐刷刷转向一直没说话的苏亦。

苏亦蹲在悬空平台的边缘，借着灯光仔细看了看那几枚特殊的铜镞，“我也认同麦队与黄队的推断。”

苏亦对此，也没有办法进行判断，因为就算真的是毒箭，在墓葬之中已经放置了两千多年，长期浸泡在水中，毒液成分肯定早就被分解，想要做相关的化学检测，也做不了。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只能存在猜测之中。

屋里还出了两样稀罕玩意儿。一种是钝头的铜镞，这种形制在广州乃至全广东的考古史上都没见过。

关于它的用处，大家议论纷纷。

另一件奇事在前室那七个铜壶里。每个壶口都用丝织物封裹得严严实实，其中一个打开，里面装的竟然是红枣。这铜壶本是盛酒器，看来随葬的，是一壶用红枣泡制的药酒。

说来也怪，岭南人直到现在还爱这一口。不管是枸杞、党参，还是吓人的毒蛇泡酒，说是祛湿治病。看来这股子“以酒养生”的风气，至少从南越国那会儿就开始了，甚至更早。

把上层的器物吊走后，底下露出的中层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竹笥、漆皮、炭化的丝绸灰烬……清理干净这些，以白嵘金为首的清理队员都看傻了眼。

在一个装着九只小铜鼎和八把铜勺的大竹底下，赫然压着六件长条梯形的石斧。它们分成两排，整整齐齐码在地板上。石斧上还留着丝绢包裹的痕迹，可仔细看那刃口，打磨得光滑圆润，半点使用磨损都没有。

这就怪了。

汉初的南越国，早就用上铁器了，怎么还陪葬这种石头工具？

于是，就有考古队员猜测，这可能是象征意义。

那时候中原人南下，带着先进的农耕技术，把岭南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里拉了出来。墓主把这几件象征性的石器放进来，是不是为了见证这段从蛮荒到文明的变迁？

但这终究是个谜。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谜。

是否真的有这么一层意义，谁也不清楚，也没有办法证明，只能留给后世来解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