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版，加印。”

陈应把稿子递给苏媚，“这一期，全大明同步发行。京城、天津、登州、旅顺、永宁港、南京、苏州、扬州，所有能印的地方，同时印，同时发。”

苏媚接过稿子，只看了一眼标题，便倒吸一口凉气。

天启五年腊月二十，《大明报》增刊发行。这一天，京城的大街小巷，绿色的三轮车比平时多了三倍。售报员们穿着厚棉袄，顶着寒风，扯着嗓子吆喝。

“卖报！卖报！陈大人新文章！问天下百姓，为何勤劳却饥寒！”

“卖报！卖报！谁在吸百姓的血？陈大人告诉您真相！”

百姓们蜂拥而至，有的掏出铜钱买报，有的凑在一起传阅，有的干脆站在三轮车旁，就着寒风读了起来。

那篇文章，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浪花，比陈伯应的八卦还要大，甚至比天人感应还要大，因为百姓不关心天，只关心他的衣食住行。

文章从一个问题开始：

“大明百姓，勤耕苦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不敢懈怠；纳粮交税，不敢拖欠。可为何年年劳作，年年饥寒？丰年，仅得温饱；灾年，卖儿卖女。勤劳的双手，为何养不活一家人？”

文章接着用具体的数据，对比了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收支。

农户一家五口，种田三十亩。风调雨顺之年，亩产小麦两石，共收六十石。按市价，每石五钱银子，共值三十两。

支出呢？田赋、丁银、徭役折银，约十两；种子、农具、牲畜饲料，约五两；租地租金，因地而异，若佃田，则要交租十五至二十石。就算自耕农，也要负担各种加派。

“一亩田，产两石粮。两石粮，官府拿走五斗，地主拿走五斗，剩下的八斗，要养活一家五口。八斗粮，够吃多久？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靠什么活？”

文章没有回避，直接给出了答案。靠野菜，靠树皮，靠借高利贷，靠卖儿女。

“百姓苦，不是苦在天灾，是苦在人祸。”

陈应接着分析了百姓贫困的根源。

第一层，是层层加价的中间商。粮食从农民手里出去，每石五钱银子。运到城里，每石八钱。到了百姓嘴里，每石八甚至一两二钱。差价去了哪里？去了粮商手里，去了漕运官吏手里，去了把持市场的士绅手里。

“盐也是如此。海边晒盐，一斤成本不到五文。运到内地，一斤十二文。百姓买，一斤二十五文。差价去了哪里？去了盐商手里，去了盐运使手里，去了那些拿着盐引却不产盐的权贵手里。”

第二层，是不公平的税负。大明的税收，名义上田赋很轻，可各种加派、徭役、折色，实际负担重如山。更可怕的是，士绅、官员、举人、秀才，享有优免特权，不纳粮，不当差。朝廷收不上他们的税，就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

“大明有秀才数十万，举人数万，官员数万。这些人，及其家族，占天下人口不到一成，却占天下田地超过五成，他们不纳粮，不当差。朝廷的用度，全靠剩下的九成百姓承担。这就是为什么，百姓越穷，士绅越富；朝廷越缺钱，百姓越被盘剥。”

第三层，是土地兼并。百姓遇到灾荒，借高利贷度日，还不上，只能卖地。地卖了，沦为佃户。佃户交完地租，所剩无几。下一场灾荒，再借高利贷，再卖地。如此循环，不出三代，自耕农就变成了流民。

“而那些买地的人，是谁？是士绅，是官员，是商人。他们有特权，不纳粮，地越多越富。富了，再买更多的地。这是一个死循环，百姓在这个循环里，永远翻不了身。”

第四层，也是最深的一层，是朝廷财政被利益集团绑架。东林党反对征收商税，反对征收矿税，反对征收关税。因为经商的、开矿的、做海上贸易的，都是他们自己人。他们高喊“不与民争利”，可那个“民”，不是百姓，是他们自己。

“朝廷收不上商税，就只能加派田赋。田赋压在百姓身上，百姓交不起，就只能卖地。地卖给士绅，士绅不纳粮，朝廷更穷。这是一个无底洞，百姓的血，就是这样被一点一点吸干的。”

文章最后，没有呼吁，没有煽动，只是平铺直叙地写道：

“百姓勤劳却饥寒，不是天意，不是命苦，是有人坐在他们身上吸血。吸血的，不是某一个贪官，不是某一个奸商，是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穿着官服，读着圣贤书，满口仁义道德。可他们的每一锭银子，都沾着百姓的血。”

文章一出，天下震动。

京城的大街小巷，百姓们拿着报纸，有的哭，有的骂，有的沉默不语。一个老农站在三轮车旁，读完了全文，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起来。他哭自己的儿子。当年因为交不起赋税，被逼把儿子卖了，生死不知。

“原来……原来是这样……”

老农哽咽着道“俺一直以为，是俺命不好，是俺不会过日子。原来不是，是有人吸俺的血！”

旁边的人递给他一块帕子，叹道：“老人家，别哭了。陈大人把话说透了，咱们总算明白了。”

消息传到东林党耳中，钱谦益看完报纸，脸色惨白，手都在发抖。

这篇文章，不是弹劾，不是揭发，是刨根。它把文官集团、士绅阶层赖以生存的根基，一条一条地拆开摆出来，让天下人看。

这些事情，其实是明摆着的，就像牢A纰漏的斩杀线问题，这件事情是他发现的吗？其实并不是，而是真实存在了很久，这个生存逻辑已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因为每一个阶级，都有着各自的斩杀线。

大明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不过以前的时候，文官掌握着话语权，就算是有些明白人，他们也没有话语权，无法像陈伯应这样，直接坦然告诉所有百姓。

黄道周叹了口气：“钱兄，这一回，咱们真的输了。”

钱谦益苦笑：“不是输了，是完了。从今往后，百姓再也不会信我们了……陈伯应，你好狠啊……”

黄道周也以为陈伯应只是打仗做工厉害，没有想到他玩舆论战，同样厉害。

问题的关键是，他们还怎么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