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则更加尖锐。他们用了一整个版面来分析“为什么杨简的实话让某些美国人如此愤怒”。文章开篇就点出了本质：“杨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公开的、可查证的数据作为支撑。美国确实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美国的贫富差距确实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扩大，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确实掌握了底层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财富。这些不是杨简编造的，是美联储、世界银行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群人会对着数据恼羞成怒？尤其是还有一群华裔移民，这是最令人费解的。”

文章引用了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当一个人赖以构建自我认同的核心信念受到了事实的挑战时，他会感到极度的心理不适。对于某些美国人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个信念是他们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他们听到一个外国人用美国自己的数据指出美国的问题时，这种认知失调就会触发强烈的防御反应——不是去质疑那些数据是否真实，而是去攻击说这些话的人。”

而对于那些早年从华夏移民到美国、现在却跳出来攻击杨简的华人，文章用了一个极其精准的比喻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就像是一群花光了所有积蓄买了一张单程船票的人。船开了很久，他们吃了很多苦，终于到达了彼岸。他们在彼岸扎根、生存、生儿育女，用尽一生来说服自己——这张船票是值得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然后有一天，他们回头一看，发现当年他们离开的那片土地，已经变成了一片他们不认识的模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繁荣昌盛。而他们当年卖掉的那座房子，如今价值连城。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们无法接受。所以他们必须贬低那片土地，贬低那些留在那里的人，贬低任何一个代表着那片土地的成功的人。不是为了说服别人，是为了说服自己。”

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后在华夏互联网上引发了巨大反响。许多网友感叹：“原来不只是华夏有这种心理，这是人性的普遍规律。”

而在这一片喧嚣之中，杨简除了让统子去处理，他本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从奥斯卡后台到比弗利山庄的庄园，他没有再就此事发表过任何言论。马丁和阿尔文会把最新的舆论动态汇总成报告发给他，他只是看完，然后把报告放在一边，继续处理其他事务。

直到第二天上午，《纽约时报》的专访。

这是一场提前约好的采访，早在奥斯卡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纽约时报》派出了他们最资深的特约撰稿人——詹姆斯·特拉布，一个在新闻界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的老牌记者。他写过关于华夏的深度报道，采访过无数政商名流，以提问精准、不留情面但又不失公正着称。

《纽约时报》对华夏抱有一定的偏见，但在过去十多年，杨简在他们身上花了不少心思和资金，所以他们对于杨简的报道一般都带有一定的偏向。

采访地点安排在比弗利山庄庄园的会客厅。这间会客厅不算大，但布置得很讲究——墙上挂着一幅张大千的泼墨山水，是阿尔文从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回来的；落地窗外是那片柠檬树和喷泉，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整齐的光影；茶几上放着一套紫砂茶具，壶嘴里飘出淡淡的龙井茶香。

詹姆斯·特拉布比杨简早到了十分钟。他坐在沙发上，目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那幅张大千的画上，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很自信且骄傲的人。

杨简准时走进会客厅。他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休闲裤，没有刻意打理发型，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刚从书房里走出来。他伸手跟詹姆斯握了一下，手掌干燥有力，然后在他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来，端起茶几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杨先生，首先恭喜《寄生虫》在奥斯卡上的成就。”詹姆斯开场白简短而专业，“四座奥斯卡，这是华语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绩。”

“谢谢。”杨简微微点头，放下茶杯，“叫我杨就好，詹姆斯。”

詹姆斯没有拐弯抹角，直接切入了正题：“杨，奥斯卡颁奖礼之后，您在后台接受采访时关于美国贫富差距和医疗问题的言论，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非常多的人支持您，认为您说了实话；但也有另一部分人则对您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攻击，甚至有一些极端人士发出了针对您个人的威胁。您怎么看这些反应？”

杨简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沉默了两秒。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地送到录音笔里。

“美国不是一向崇尚言论自由吗？”他的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在后台接受采访，回答了一个记者的提问。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公开数据作为支撑。结果一群人就跳出来攻击我，让我滚回华夏，甚至有人威胁要对我实施暴力。”他顿了一下，嘴角极其轻微地弯了一下——不是觉得荒谬，而是一种洞悉了某种真相之后的嘲讽，“怎么？他们终于要承认他们是双标了吗？”

詹姆斯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这个问题他预判到了，但杨简的措辞比预想的更加直接。他抬起头，目光从笔记本移回到杨简脸上。

“杨，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在很多人嘴里是一个很好听的词。但他们真正想要的，不是言论自由，是‘我喜欢的言论的自由’。我不喜欢的言论，那就是在‘羞辱美国’、是‘忘恩负义’、是‘拿了好处还骂人’。”杨简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放下，“这就好比一个拳击手，天天在擂台上跟人打架，打赢了就说自己厉害，打输了就说裁判不公平。问题是——裁判是你们自己选的，规则是你们自己定的，数据是你们自己公布的。我只是把这些数据念了一遍，你们就受不了了？”

詹姆斯微微坐直了身体。这个回答比他预期的要精彩。他决定再推一步。

“在这些攻击您的人里面，有一部分是早年从华夏移民到美国的华人。他们用非常激烈的措辞批评您，说您‘丢所有华人的脸’、‘忘恩负义’。对此您有什么回应？”

杨简听到这个问题，先是沉默了片刻。然后他靠进沙发里，脸上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轻蔑，只有一种极深的、沉静的悲哀。然后他笑了——不是冷笑，而是一种带着嘲笑的理解、带着同情、但又带着几分不在意的笑容。那个笑容里有一种奇特的温度，像是他看透了那些攻击他的人，却不恨他们，甚至还有一丝怜悯。

“我理解他们。”他说。

这句话，让詹姆斯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瞬。他抬起头看着杨简，对方的表情是认真的，不是敷衍，不是公关话术，是真的在表达一种发自内心的理解。

“我能理解他们。”杨简重复了一遍，语气比之前更加笃定，“他们移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华夏确实落后。不是一般的落后，是真的穷。那个年代能移民到美国的，大都不是普通人——有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是技术人才，有的是有家底的。他们有的人卖掉了国内的房子，卖掉了祖宅，有许多还是BJ的四合院，然后他们拿着那笔钱漂洋过海到了美国。”

他的语气不急不缓，像是在讲述一个他观察了很久、思考了很久的故事。

“当年的BJ四合院，卖几万、十几万RMB，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他们把房子卖了，带着全家人来了美国，以为这里是天堂。到了之后才发现，天堂不是那么容易待的。他们在国内是精英，到了美国要从头开始——有的人开中餐馆，有的人开洗衣店，有的人去给人打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攒下一点家业，供孩子上了大学，以为总算熬出头了。然后他们回头一看——当年他们卖掉的那套四合院、舍弃掉的国内那些当初他们看不上的，现在在华夏价值上亿。甚至是好几亿。”

詹姆斯·特拉布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他采访过无数人，但很少有受访者会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攻击——不是反击，不是辩解，而是理解。但这种理解不是说我原谅你了，而是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生气。还有一种站在更高维度上的、俯视式的、看透一切之后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