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治六年春。

御花园内弥漫着花香，而乾清宫暖阁里却到处都是药味。

年近六旬的朱佑杬，身体正在以一种令太医们都束手无策的速度衰败下去。

自去年入冬以来，他便时常咳血，腰膝酸软到无法久坐，连批阅奏章都需要代笔。

朱佑杬心中清楚，他这具躯壳已撑不了多久，而更让他心力交瘁的，是已经听政三年、如今二十二岁的太子朱厚熜。

绍治三年，杨廷和、梁储相继致仕，朱佑杬彻底掌握了大权。

当时他没有恋权，而是依循朱高燧所传的“帝王术”，悉心培养皇位继承人，让太子朱厚熜开始听政，并下旨内阁“诸政事先禀太子然后奏闻”。

朱佑杬这么做，目的是平稳过渡皇权，旨在让年轻的储君在制度的护佑下熟悉政务、磨砺心性。

可谁也没有料到，自幼聪慧过人、熟读经史、擅长算术的朱厚熜，在权力的浸润与群臣的逢迎中，竟长出了与朱佑杬截然不同的棱角。

这是一种急于挣脱框架、渴望被视作“一把手”而非“二把手”的焦灼与傲气！

二月，御用监掌印太监张永年老请辞。

张永乃是被武宗钦定为监督五辅臣的权宦，曾是绍治初年内廷与外朝之间最稳固的纽带。

按绍治朝定制，内廷要职补缺须经内阁合议、皇帝批准，以确保内外相维、权责分明。

然而朱厚熜却在未与蒋冕、王琼、毛澄三位辅臣沟通的情况下，径直提拔自己的东宫伴读麦福为司礼监秉笔，并授其“参预文书”之权。

此事如石投静水，朝野骤起波澜，且远比宫中预想的更为汹涌。

首辅蒋冕的反应最为激烈。

他并未按惯例先上奏本，而是直接在文华殿讲筵结束、太子朱厚熜离开后，当着十余位翰林讲官与东宫属官的面，从袖中掏出一封措辞凌厉的奏疏，然后高声说了一番话。

“太子以私恩乱公法，启宦寺干政之渐！此非独违祖制，实乃轻慢先帝托孤之重、陛下垂拱之意！臣忝居首揆，若缄默不言，将来如何面对先帝？”

言罢，蒋冕将奏疏重重拍在案上，拂袖而去，留下一殿面面相觑的臣工。

此举无异于公开向太子“宣战”，也将原本可以在内廷消化的矛盾，瞬间推到了朝堂舆论的风口浪尖。

身为太子朱厚熜岳父的礼部尚书毛澄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径。

他没有当众发难，而是联合吏部侍郎桂萼、兵部员外郎张璁等六位中层官员，联名上了一道长达三千字的《论内廷铨选宜遵祖制疏》。

奏疏旁征博引，从太祖《皇明祖训》到武宗遗诏，再到绍治元年《辅政条例》，层层论证麦福之任“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

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在疏末特意强调：“臣等非敢议储君之失，实忧制度之隳。若今日可绕内阁而擢一秉笔，明日便可绕廷议而废一尚书。防微杜渐，正在此时。”

这番话表面上态度恭谨，实则将太子朱厚熜的个人行为上升到了“制度存亡”的高度。

而那些对辅政体制心怀敬畏的朝臣们，全部选择支持毛澄的观点。

就连一向以圆融着称的兵部尚书王琼，也在此次事件中露出了罕见的锋芒。

他没有上疏，而是在次日清晨入宫问安时，借机向绍治帝朱佑杬进言。

“陛下，太子年少气盛，原非大过。然朝野已有流言，谓‘东宫自立门户，视辅臣为赘疣’。”

王琼跪在榻前，语气沉痛，恭声道：“此言传至边镇，恐动摇军心；传至藩省，或启觊觎之念。老臣掌兵部，不敢不虑及天下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