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字的区别足以把典贺年的理所当然从“违法”降到“违规”，从“故意犯罪”变成“执行偏差”。

这种应对方式比直接否认或者推卸责任要高明得多，而且不动声色地透露了一个信息：

印信制度的文本校订，这位上大人是亲自参与过的。

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印信制度的执行者，更是这个制度的设计者之一。

“即便条律用的是‘当’而非‘必须’，”

叶洛顺着对方的话往下走，但脚步没有退让，

“漕运各关口不盖印信也是与该条律的规定有偏差的。印信的作用在于逐段核查、逐段记录，确保途中损耗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只剩下首尾两印，中间的一切损耗都无从查证——哪一段的损耗合理，哪一段的损耗被人为夸大，哪一段的粮食被人中途转移，所有这些痕迹都会被抹得干干净净。”

上乙己听完这番话，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容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是在嘴角停留了一瞬，连眼角的皱纹都没来得及跟着动就消失了。

“叶公子审案确实下了功夫。”

他顿了顿，把后背重新靠回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小腹前，大拇指来回绕着圈，

“不过老夫倒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朝漕运的印信制度，最初是谁提出来的吗？”

叶洛愣了一下。

他早就翻遍了条律，查了规章，但确实没有查过这个制度的起源。

“学生不知。”

“是承圣年间的户部尚书孙恩仪，谥号文忠公。此公在任期间主持漕运改革，创立了一套极为详尽的分段核查制度，其中就包括沿途各关口的印信签押。”

上乙己说话的时候语调平稳，像是在课堂上讲解一段并不算太重要的历史，

“按照孙文忠公的设想，一船漕粮从江南道运到京城，至少要经过十七个关口的核查，加盖十七个印信，每一个关口都要派专人逐船逐斗地核对数量、记录损耗。这套制度在纸面上天衣无缝，可以说是堵住了漕运途中所有可能被钻的空子。”

“可是，”

他话锋一转，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孙文忠公的继任者们在执行这套制度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十七个关口逐船逐斗核查，一船粮食从江南运到京城要花多少时间？叶公子可知道？”

叶洛摇了摇头。

“在没有分段核查制度之前，一船漕粮从江南运到京城，顺风顺水的话，大概三个月。”

上乙己伸出三根手指，然后弯下一根，

“加了这十七道核查之后，每到一地都要停船卸货，在码头上一斗一斗地量，量完了再装船，装完了再去下一站。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同样的路程，需要五到六个月。其中额外多出来的时间，全耗在了核查上。”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他把第二根手指也弯了下去，

“更大的问题在于损耗本身。叶公子可能不太了解粮食的特性——粮食在船舱里堆放时间越长，受潮霉变的概率就越高。同一批粮食在船上多待两个月，发霉变质的损耗可能比运输途中的正常损耗高出数倍。孙文忠公的制度本意是减少损耗，但在实际执行中反而增加了损耗。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印信制度越严格，漕粮的损耗反而越大。”

“所以，”

叶洛的眼睛微微眯起，

“上大人的意思是，后来这套制度被理所应当地简化掉了？”

“不是被简化了，”

上乙己摇了摇头，把第三根手指也弯了下去，握成了一个虚虚的拳头，

“是被‘调整’了。老夫没有说过‘简化’这个词，叶公子不要替老夫加字。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他继续说道，

“制度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被调整、被修正，以适应实际的需求。当一套制度在执行中出现了设计者未曾预料到的问题时，后来的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固执地坚持原制，宁可承受损失也不改，另一种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在保证核心目标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

叶洛听完这段话，沉默了。

上乙己的话里没有一个字是在承认空印案和他有关，但话里的逻辑却在一步一步地引导他走向一个方向——

印信制度的“简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调整，不是某个人拍脑袋决定的，更不是某个官员为了贪污而刻意取消的。

如果把这个逻辑链条接上典贺年的那句“哪里需要这么多印信”，就可以拼出一个完整的画面：

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漕运途中的印信核查被人为地缩减到了首尾两处，但这件事的合理性已经在制度层面被论证过了，至少在某些人的认知里是经过“调整”的产物而非赤裸裸的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