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热闹得很，正是家家户户做晚饭的时候。煤炉子“呼呼”地烧着，蓝色的火苗舔着铝锅底，升腾起的煤烟带着呛人的味道，混着白菜炖豆腐的香气、腌咸菜的咸鲜……，一股脑钻进鼻孔。

男人们光着膀子坐在门口小马扎上抽烟，手里摇着蒲扇，聊着厂里的产量、胡同里的新鲜事；女人们则在灶台和院子间忙碌，偶尔探出头来喊几句疯跑的孩子；几个半大的小子举着木棍当枪，在胡同里追逐打闹，笑声清脆。

叶卫东一路数着门牌号，33号、35号……终于在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前停下。

这就是37号院，没有像样的门楼，只有两扇对开的旧木门，门板上的朱漆早已剥落殆尽，露出底下发黑的朽木，门环是个生锈的铁圈，轻轻一碰就发出“吱呀”的声响。院墙是用青砖砌的，矮矮的一截，刚好到成年人的胸口，墙头上长着几丛拉拉秧，叶片边缘带着小刺。

他没有直接推门，而是装作路过的样子，骑着自行车直接从门口过去了，然后走出去一段距离又绕回来，再过一遍……

院子里传来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声，还有女人的说话声、孩子的哭闹声，显然住了不少人家。

叶卫东琢磨，要按信里说的意思分析，这院子应该只住忠伯一人，或一家，可是现在，明显与想象中有很大出入，估计，这个不大的小平房院已经成了小杂院。

叶卫东深吸一口气，既然来了，总得看看，或许有可能是原来设想错了呢！

他停好自行车，轻轻推开虚掩的木门。

门轴发出“吱呀”一声长响，院子里的动静瞬间停了下来，好几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

这院子比他想象的更小，没有倒座房，只有北房三间正房，东西厢房各两间，围着一个方正的小院，正是燕京城南最常见的简易平房小院。

原本该是整洁的院落，如今被几户人家隔得满满当当：东厢房外搭了个简易棚屋，用竹竿支着油毡布，里面堆着蜂窝煤和杂物；西厢房窗前拉着一根绳子，晾着五颜六色的衣裳，有蓝布工装，有孩子的小花褂，还有打了补丁的被褥；院子中间的空地上摆着三个煤炉子，炉上的铝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旁边放着腌菜缸、和面盆，还有孩子们丢在一旁的玩具——一个缺了轱辘的小木车，几个磨得发亮的玻璃球。

北屋正房的门开着，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中年妇女正端着一盆洗菜水出来，看到叶卫东，眼神立刻带上了审视，像是在打量什么可疑人物。她身后跟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躲在她腿后面，探着脑袋好奇地看他。

“你找谁啊？”妇女的语气算不上热情，也算不上冷淡，正是胡同里邻里之间常见的警惕——这年头，陌生人上门总让人多几分心眼。

叶卫东脸上立刻堆起憨厚的笑，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局促，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找人的远房亲戚：“大姐，您好，我找忠伯……”

“忠伯？”妇女皱了皱眉，把洗菜水倒进墙角的土沟里，手里的搪瓷盆“哐当”一声磕在石头上，“没听过这名号啊。你说的是哪个忠伯？姓啥呀？”

“这……”叶卫东装作犯难的样子，挠了挠头，“我也不知道具体姓啥，家里老人就说叫忠伯，给了个地址，说是一直就住这儿了，让我过来寻寻他……”

这时，东厢房的门帘一掀，走出来一个光着膀子的壮汉，约莫三十多岁，皮肤黝黑，肩膀上搭着条毛巾，应该是刚下班回家。

他看了叶卫东一眼，嗓门洪亮：“忠伯？没这人！这院子里住的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最近几年陆续分进来的，没有谁家是一直住这儿的。”

西厢房也走出一位老太太，头发花白，手里拄着拐杖，慢悠悠地挪到煤炉子边，添了块蜂窝煤，嘴里嘟囔着：“咱们这院儿是前几年政府分配的公房，现在院里住的哪有什么忠伯哟。”

叶卫东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找错胡同了？他又追问了一句，语气里带着几分焦急：“不能啊，我家老人特意交代的，青柳胡同37号，找忠伯。是不是我记混胡同名了？还是这号数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