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9月11日，经过香港恒盛公司、陈敬尧等人数月的渲染和推波助澜，“英国威胁论”犹如野草一般，在广州乃至东南沿海迅速蔓延。

茶楼酒肆内，最为畅销的除了普洱茶，便是那份刊载着“印度百年蚕食录”的《世界前沿》报。

但凡有人提起“东印度公司”或“香港英属中区”，必能引来一片愤慨之声。

有老茶客拍着桌子，引用《世界前沿》报中英国人相关侵吞事实，将英人在加尔各答的所作所为，与十三行街区的傲慢行径逐一对照，引得满座哗然，纷纷指责洋人暗藏祸心。

而在越华书院、学海堂这样的文人雅集之地，气氛则更为沉重。

士绅学子聚会时，不再只谈八股时文，而是将印度莫卧儿王朝分崩离析的遭遇与当下大清的处境相比较。

有人援引《海国图志》，越说越觉得危机迫在眉睫，忧国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有人当场挥毫，写下“警惕英夷，勿蹈印度覆辙”的激扬文字。

这股风潮也悄然渗入了森严的广州官场，一些原本对洋务持观望态度的官员，在阅读报纸和听闻市井议论后，态度悄然转变。

还有一些因“一鸦”战争失败，而暂时选择沉寂的“主战派”，对耆英一味“抚夷”的外交策略表示质疑，数次密奏道光皇帝。

奏折中不仅详述了民间舆情，更直言耆英与洋商过往甚密，或有收受贿赂之嫌，恳请道光任用林则徐，出任两广，约束洋商，以固海防。

可以说，在当下的环境，清廷并不缺忧国忧民之士人，尤以广州为最。

而在广州的英商大多都是经营数十年的“中国通”，是渗透清廷的急先锋，岂能嗅不出空气中的敌意？

面对这股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暴，在广英商倍感压力，一再通过熟悉的买办或直接在《广州纪事报》上发文安抚，声称《世界前沿》所言纯属捏造夸大，英商只求公平贸易，绝无领土野心。

然而，这些精心准备的辩白，在血淋淋的“英属印度”事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犹如杯水车薪，收效甚微。

毕竟，英属印度是铁一般的事实，当《世界前沿》甫一登报发售，东印度公司百年蚕食史便赤裸裸地展现在清廷官民面前，无可辩驳。

这根利刺，深深扎进清廷官民之心，实难拔除。

正当英商为此焦头烂额之际，《世界前沿》于1846年9月21日再次重拳出击，以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详细刊载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

该文不仅力陈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中的不光彩角色，更是将战争起因、经过与结局，同印度被殖民的历程巧妙联系，深刻揭露了其“以贸易为名，行侵略之实”的长期图谋。

这一记重拳，使得英商之前的辩解更显虚伪，在广州城内引发了新一轮的愤慨浪潮。

在广州西关的一处僻静私宅内，烛火摇曳，映照着几张神色凝重的面孔。

陈敬尧与黄、李、孙、卓四位商帮核心人物再次密会，桌上摊开的正是最新一期的《世界前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兴奋与不安的气息。

主营香料生意的黄维韬压低声音，眼中闪着精光，献上了奉承之言。

“陈兄，这一招‘借报传声’，实在是高！”

“如今满城风雨，连总督府的门房都在议论英夷狼子野心。耆制台的压力，怕是比珠江的潮水还大。”

李国栋主营粮食，主要面向香港西区、望京县（巴拉望岛）等地供粮，与夏国利益关联较深，颇为积极，极力赞成向恒盛靠拢。

“正是，前几日我去西区送粮，听恒盛的林副总监（林忠恕）私下透露，大夏太子巡视西区后，对九龙地势极为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