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拉珀斯维尔神父站在他那座小礼拜堂的圣坛前，手里握着镀银的圣杯，心里却在数着这个月募捐箱里的钱币数量。

三十七个银币，五十六个铜子儿。比上个月少了近一半。

他抬起头，望向彩窗玻璃——那是他从苏黎世带来的最后一点体面，描绘着圣乔治屠龙的故事。玻璃上的龙张牙舞爪，阳光透过时在地面投下扭曲的红影。沃尔夫冈看着那影子，忽然觉得，自己就像圣乔治，而这座盛京，就是那条需要被屠灭的恶龙。

一年零四个月了。他奉格里高利主教之命来到这个阿勒河畔的“奇迹山谷”，任务是监督公用礼堂的建造，并为苏黎世大教堂募捐。主教当时的嘱托言犹在耳：“温和些，沃尔夫冈。这些赛里斯人掌握着我们需要的技术和财富。让他们感受到主的仁慈，而不是审判。”

起初沃尔夫冈对“公用礼堂”这个说法极为不满。教堂是神圣之地，怎能与其他异教信仰共享？但主教的态度异常坚决：“要么接受这个条件，要么留在苏黎世抄写经文。”他只好忍气吞声地来了。

结果礼堂建好后，他才发现这座城里根本没有其他传教者。没有犹太会堂，没有伊斯兰经学院，连北欧异教的图腾柱都看不见一根。这座“公用礼堂”，实际上成了他独占的教堂。这让他心里有种扭曲的胜利感——看，上帝终究让他的殿堂在此地独一无二。

但胜利感很快被现实冲淡。

募捐的艰难超乎想象。盛京的商人和他过去接触过的任何商人都不同。在威尼斯、热那亚、甚至巴塞尔，商人们总愿意为赎罪或求福捐出一部分利润，有些人甚至把捐赠当做炫耀财富和虔诚的方式。可这里的商人……沃尔夫冈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只能说是“麻木”。

他试过各种方法：在集市日宣讲，引用《圣经》中关于奉献的经文；挨家拜访常驻商栈，暗示捐赠能提升他们在教会眼中的地位；甚至尝试过为商人的货物“祈福”，承诺上帝的庇佑能让货物平安运抵远方。效果寥寥。大部分商人礼貌但坚定地拒绝，有些干脆避而不见。那个经营呢绒的皮埃尔，上次被他缠得烦了，居然说：“神父，我在盛京交的交易税已经包含了公共服务的费用。如果您需要资金，或许该找杨老爷商量？”

杨老爷。杨亮。这个名字像根刺，扎在沃尔夫冈的信仰和尊严上。

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这座城本身。这里的一切，从街道的布局到人们的行为方式，都透着一股让他不安的“秩序”——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秩序，而是一种冰冷的、基于实用和计算的秩序。

比如这场瘟疫。

在沃尔夫冈正统的教义认知里，瘟疫是上帝对罪孽的惩罚。正确的应对方式应该是忏悔、祈祷、斋戒、行善，祈求上帝收回怒火。可杨家人在做什么？他们建隔离区，把病人像牲畜一样关起来；他们烧水洗手，好像脏污不在灵魂而在皮肤；他们用草药和奇怪的药粉治疗病人，仿佛人的生死可以由凡人的手段决定；他们甚至——最亵渎的是——把猫放进屋里抓老鼠，说老鼠传病。

这是公然对抗上帝的旨意！如果瘟疫是神圣的审判，那么抵抗瘟疫就是在抵抗审判本身，是在质疑上帝的安排！

沃尔夫冈不止一次在布道时暗示这一点。他引用《出埃及记》中上帝降下瘟疫惩罚埃及人的典故，引用《启示录》中瘟疫作为末日征兆的描述。但台下的听众——如果有听众的话——大多面无表情。有几个老妇人会划十字，但眼神里没有真正的恐惧或忏悔。年轻人干脆打哈欠。

他写信给格里高利主教，一封接一封。

第一封信，他详细描述了盛京的防疫措施，称之为“渎神的机械行为”，建议主教谴责杨家的做法，并要求他们停止“干涉上帝意志”。

主教的回信很短，措辞严厉：“专注于你的募捐任务，沃尔夫冈。苏黎世需要的是资金，不是神学辩论。”

第二封信，他汇报了募捐的困境，并将之归咎于“这座城市弥漫的异教氛围”，建议教会采取更强硬的姿态，至少应该要求杨家允许他在学堂里开设教义课程。

主教没有回信。

第三封信，他写得更直接了：“尊敬的主教大人，我认为这座名为盛京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异端巢穴。这里的人不敬上帝，不信末日审判，用人工的手段对抗神圣的瘟疫。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历法、文字、度量衡，完全自成一体。我恳请教廷考虑派遣十字军，或至少是宗教裁判所，来净化这片土地。”

这次，信使带回的口信是：“主教大人身体不适，暂无回复。”

沃尔夫冈坐在礼拜堂冰冷的石凳上，看着烛火在圣像前跳动。他感到一种被遗弃的孤独。格里高利主教变了——或者说，主教一直是这样，只是沃尔夫冈以前没看透。那个曾经在讲坛上慷慨激昂宣讲“为主征战”的主教，那个发誓要把苏黎世大教堂建成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宏伟教堂的主教，如今眼里只剩钱。他需要盛京的玻璃、铁器、白酒去换钱，需要杨家提供的稳定税收和贸易中转费。至于信仰？那可以在谈判桌上暂时搁置。

“妥协。”沃尔夫冈喃喃自语，这个词像毒药一样让他恶心。教会怎么能向异教徒妥协？上帝的子民怎么能与不敬神者交易？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外面是盛京的主街。虽然瘟疫让贸易萧条，但街道依然干净，行人虽然少，但步履平稳，没有其他疫区那种恐慌和绝望。几个孩子跑过，手里拿着木制的小风车——那是本地工坊做的玩具，孩子们笑得很开心。

这画面本该让人感到安宁，但在沃尔夫冈眼里，却是另一种亵渎：在上帝降下惩罚的时刻，这些人居然还能安心生活，还能笑。他们难道不知道，每一场瘟疫都是末日将近的警钟吗？

他注意到街角那个新设的“防疫告示栏”。上面贴着用汉字和拉丁文写的注意事项：“勤洗手”“戴口罩”“发热者请自觉前往隔离区”。落款是“盛京医坊”。没有一句提到上帝、忏悔或祈祷。

沃尔夫冈的拳头握紧了。他想冲出去撕掉那些告示，想站在街上大声疾呼，告诉这些迷途的羔羊：你们的方向错了！真正的救赎在教堂里，在祈祷中，在对自己罪孽的深刻忏悔里！

但他没有动。不是不敢——为主殉道是他的荣耀——而是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这座城里的人，已经被杨家的“实用哲学”彻底腐蚀了。他们相信看得见的水和药，却不相信看不见的恩典和审判。

礼拜堂的门被推开了，冷风灌进来。是他的老仆格哈德，端着晚餐：一碗燕麦粥，一块黑面包，一碟腌菜。

“神父，吃饭了。”格哈德把木盘放在圣坛旁的矮桌上。这个老仆是主教派来的，话不多，做事刻板，但至少是个虔诚的信徒。

沃尔夫冈走过去，没有立刻吃。他看着格哈德：“格哈德，你觉得这座城……怎么样？”

老仆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有这个问题。他想了想，谨慎地说：“很……干净。吃得也饱。”

“灵魂呢？”沃尔夫冈追问，“这里的人关心灵魂吗？”

格哈德低下头：“我……我不知道，神父。我只负责照顾您。”

沃尔夫冈失望地摆摆手。连自己的仆人都被这里的物质安逸蒙蔽了双眼。

他坐下来，机械地吃着燕麦粥。粥煮得不错，比苏黎世修道院的伙食还好。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异教徒用面包和肉汤麻痹了人们的灵魂，让他们忘记了永恒的饥渴。

窗外传来隐约的钟声，不是教堂钟，是内城方向传来的、用于报时的铜钟。接着是更远处学堂下课的喧闹声。孩子们在唱一首歌，调子简单轻快，歌词他听不懂，但肯定不是赞美诗。

沃尔夫冈放下勺子。他忽然想起《圣经》里关于巴比伦的记载：那座骄傲的城，人们建造通天塔，试图凭自己的力量抵达天国。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分散。

盛京就是现代的巴比伦。杨家人试图用知识和技术建造一座人间的塔，他们统一了语言（汉语），建立了秩序，甚至试图对抗疾病和死亡。而上帝正用瘟疫惩罚他们——不，惩罚整个世界，而盛京却在负隅顽抗。

“主啊，”沃尔夫冈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低声祷告，“请赐予我力量，让我成为您在此地的利剑。如果主教大人不愿行动，请指引我该怎么做。”

烛火跳动了一下。但除此之外，没有回应。

格哈德收拾碗盘时，小心翼翼地问：“神父，明天还要去集市募捐吗？”

沃尔夫冈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去。但这次……我要换个方式。”

他决定不再仅仅哀求。他要警告，要预言，要告诉那些商人：如果继续生活在这座异教之城，如果继续无视上帝的愤怒，他们的灵魂将永远沉沦。而他们的财富，在末日审判面前，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