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雪落下时，杨亮站在西墙了望台上，看着雪花无声地覆盖空荡荡的码头。

往年初雪时节，码头该是另一番景象：最后一批赶在封河前抵达的商船正在抢卸货物，船工喊着号子，驮畜喷着白气，商人围着火堆讨价还价，空气里混着皮革、香料和汗水的味道。而现在，栈桥上积了薄薄一层雪，五个泊位空无一物。河面已经出现边缘的冰凌，像一道道苍白的裂痕，缓慢地向中央延伸。

更异常的是，连往年的“冬季常客”都不见了。

所谓常客，是指那些趁着河道半冻、守备松懈时来骚扰的小股海盗或山匪。往年这时候，盛京的护卫队总要应付几场小规模冲突——有时是三五条破船试图靠岸抢掠，有时是几十个衣衫褴褛的亡命徒从山林里钻出来，想摸进集市偷点过冬物资。但每次都被城墙上的弩炮和训练有素的护卫轻松击退，久而久之，这种骚扰几乎成了冬季的固定节目，甚至成了新兵实战演练的机会。

但今年，什么都没有。从十月底河道开始结冰到现在，整整一个月，了望塔没有发出过一次敌袭警报。河面上除了浮冰和偶尔掠过的水鸟，再无异物。山林方向也异常安静，连往常总能在雪地上发现的偷猎者足迹都消失了。

“太安静了。”护卫队长弗里茨站在杨亮身边，哈出一口白气，“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杨亮没说话。他想起防疫手册里关于瘟疫传播的一条备注：当疫情严重到一定程度，社会活动会陷入近乎停滞的状态。人们要么死了，要么躲着，连强盗都可能因为怕感染而放弃打劫。

这种全局性的停滞，比局部爆发更让人不安。因为你不知道停滞的范围有多大，持续时间会有多长，更不知道停滞结束后，外面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十一月中旬，杨亮决定再派人去一趟林登霍夫领地。这次不是正式访问，只是传递口信和了解近况。他选了三个熟悉河道的老船工，乘一条轻便的快艇，带上几罐新做的苹果罐头（算是邻里往来），和一份更新的防疫要点——根据盛京这半年来的观察，补充了几条关于冬季通风和室内消毒的建议。

“快去快回。”杨亮嘱咐带队的船老大马龙，“不要上岸，就在河边用旗语联系。如果对方情况不好，东西放下就走。如果情况允许，问问他们有没有外界的消息。”

马龙是个五十多岁的法兰克裔老庄客，在阿勒河上跑了大半辈子，对这段水路闭着眼睛都能走。他点点头：“明白。七天，不管有没有消息，一定回来。”

船消失在下游河道的拐弯处。杨亮回到书房，开始处理积压的文书。牧草谷的冬耕报告、水塔模型的第三轮测试数据、学堂冬季课程的安排、还有各家各户过冬物资的分配方案……工作依然很多，但都是“内部循环”的事务。没有新的商约要谈，没有外来订单要处理，没有突发的外交事件要应对。

这种纯粹的、向内的发展模式，让他有种奇怪的割裂感。一方面，庄园的运转前所未有的有序和专注；另一方面，这种有序是建立在“与世隔绝”的基础上的，像一个人在无声的深海里缓慢下潜，不知道海底有多深，也不知道何时能重新浮出水面。

第七天傍晚，马龙的船回来了。

杨亮在码头等他们。三人下船时脸色都还好，动作利索，没有病态。照例清洗换衣后，马龙来到书房汇报。

“林登霍夫那边情况稳定。”老船工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我们在老地方用旗语联系，是他们卫队长海因里希亲自到河边回的话。他说领地内最近一个月没有新增病死的人，最早发病的那些，该好的好了，该死的……也埋了。现在城堡里还有十八个人，都健康。镇子上剩下不到百人，分散居住，尽量不接触。”

“赫尔曼呢？”杨亮问。那个伯爵的侄子。

“好了。海因里希说，高热退了之后就没再反复，现在能在城堡院子里走动了，只是身体还虚。”马龙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皮袋，“这是伯爵让带回的信，还有这个——”他取出一个用油布包着的小包裹，“说是回礼。”

信是伯爵亲笔，字迹比上次工整了些。除了例行感谢和问候，重点在最后一段：

“……承蒙挂念，领地暂安。然外界噩耗频传。据过往逃难者所言，巴塞尔死者十之三四，斯特拉斯堡更甚。莱茵河下游诸城皆闭门自守，商旅断绝已半年有余。唯有一事或堪慰藉：吾从一自亚琛逃来之修士处闻得，皇帝宫廷所在，有圣徒显迹，以神术遏止疫病蔓延。然此说玄虚，未可尽信。时局艰危，万望珍重。”

亚琛。杨亮对这个名字有印象。查理曼大帝确实喜欢亚琛，那里有温泉，他在那建了行宫，后来成为帝国重要中心之一。按历史时间线，现在应该是查理曼统治中期，亚琛即便不是唯一首都，也是最重要的驻地之一。

“圣徒显迹……”杨亮喃喃重复这个词。在中世纪语境里，“圣徒”往往指拥有特殊治愈能力或神迹的宗教人物。可能是真的掌握了某些有效的防疫或治疗方法，也可能只是恐慌中人们的精神寄托。

“那个修士还说，”马龙补充道，“圣徒是个中年修士，名叫保罗，原来在科隆修道院。瘟疫爆发后，他带着几个同伴在亚琛街头收治病人，用‘祈祷、清洁和草药’三法，据说救活了不少人。皇帝因此召见他，现在他在宫廷里有一小块地方专门安置病患。”

“保罗？清洁和草药？”杨亮捕捉到这两个词。祈祷他不关心，但清洁和草药是实实在在的防疫手段。如果那个保罗真的在推行基础的卫生措施和草药治疗，那么所谓的“神术遏止疫病”，可能只是科学方法在宗教包装下的偶然成功。甚至，他心中有个猜测，这个保罗不是当年他们庄园的那个保罗吧？

他把信折好，打开那个回礼包裹。里面是几块手工粗制的蜂蜜糖，还有一小袋晒干的薰衣草——林登霍夫领地特产的香料，有安神和驱虫效果。

“马龙，你们路上看到其他船只或人迹吗？”

“没有。”老船工摇头，“河道像死了一样。只有一次，在离林登霍夫领地还有半天路程的地方，看到岸边有个废弃的渔村，屋倒墙塌，雪地里……有没埋好的骨头。”他顿了顿，“我们没靠岸，直接过去了。”

杨亮点点头：“辛苦了。去休息吧，观察三天。”

马龙离开后，书房里只剩下杨亮一人。他走到墙边那幅手绘的欧洲地图前，目光从代表盛京的小点出发，沿阿勒河向下，经林登霍夫，到巴塞尔，再到莱茵河沿岸那些标注着城市名称的圆圈——斯特拉斯堡、沃尔姆斯、美因茨、科隆……最后停在亚琛。

一条漫长的、被瘟疫冻结的河流。而在这条河流的某个节点上，查理曼的宫廷里，可能正有一个聪明人（或者幸运儿），在用看似神秘的方式，做着和盛京类似的事情：隔离，清洁，草药，以及给绝望中的人们一点希望。

这消息让杨亮心情复杂。一方面，如果亚琛的疫情真的得到控制，意味着瘟疫并非不可战胜，也许其他地方也能逐渐找到应对之法。另一方面，“圣徒”的说法一旦传播开，可能会强化宗教对医疗的垄断，反而阻碍更理性的防疫知识的普及。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外部世界仍在运转的证据。尽管缓慢，尽管艰难，但人们还在挣扎，还在寻找出路。

窗外，雪又下大了。雪花在暮色中斜斜飘落，无声地覆盖城墙、屋顶和街道。远处传来学堂下课的钟声，孩子们该回家吃晚饭了。

杨亮收起地图和信件。无论亚琛有没有圣徒，无论莱茵河下游死了多少人，盛京的生活还要继续。粮食要分配，孩子要教育，田地在雪下默默积累养分，等待来年春天。

他走出书房，朝内宅走去。空气清冷，带着雪和炊烟的味道。路过学堂时，他看见几个孩子正从里面跑出来，小脸红扑扑的，手里挥舞着今天学的识字板。其中一个孩子——是某个庄客家的女儿——看见他，怯生生地举起板子，上面用炭笔歪歪扭扭写着：“冬，天，雪。”

杨亮停下脚步，朝她点点头：“写得很好。”

女孩笑了，蹦蹦跳跳地跑开。

这就是他要守护的东西。这些在瘟疫年代依然能识字、能笑、能期待明天早晨的孩子。无论外面的世界是圣徒显迹还是尸横遍野，这道城墙之内，生活总要继续向前。

汉斯带回的消息，在杨亮心里盘桓了好几天。

“年轻修士”“科隆修道院出身”“祈祷、清洁和草药三法”——这些描述像散落的珠子，在他记忆里慢慢滚动，最终停在一个名字上：保罗。

他想起那个在庄园待了八年的年轻神父。沉默，好学，总是安静地跟在母亲和珊珊身边，帮忙处理庄客们的头疼脑热、接生婴孩。空闲时就泡在藏书楼，抄录那些关于草药、解剖、卫生的笔记。离开时，他带走的不是金银，是几卷手抄的医书和一整套杨亮母亲总结的《孕产护理要略》。

但保罗这个名字太常见了。就像用户说的，在意大利北部，十个人里可能就有三四个叫保罗或保罗的变体。更别说整个法兰克王国，叫保罗的修士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杨亮尝试回忆更多细节。庄园那个保罗是什么样子？中等个子，褐色头发，说话慢条斯理，拉丁语带点北意大利口音。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伤口要用煮过的布包扎？为什么产妇房间要通风？为什么脏水不能倒进饮用水井？这些问题，其他神父通常会归因于“上帝的意志”或“魔鬼的作祟”，但保罗会认真听母亲解释“细菌”和“感染”（虽然用的是更朴素的词汇），然后若有所思地点头。

如果真是他，在亚琛用“祈祷、清洁和草药”抗击疫情，倒说得通。祈祷是宗教外壳，清洁和草药是内核——这正是当年母亲反复强调的：“治病先治环境，救人先讲卫生。”

但猜测终究是猜测。杨亮没有确凿证据，也不可能派人去亚琛核实——且不说路途遥远风险巨大，就算真到了，查理曼的宫廷岂是寻常人能进去的？

他把这份疑虑暂且按下，注意力转回眼前。

苏黎世主教派来的那个神父——沃尔夫冈——此刻正在外城集市边缘那间小礼拜堂里。那是主教去年坚持要建的，作为盛京允许教会“存在”的象征。杨亮当初同意时附加了条件：礼拜堂不得干涉庄园内部事务，不得强制庄客信教，神父的活动范围限于礼拜堂及周边指定区域。

这个沃尔夫冈神父，和记忆中那个保罗，完全是两种人。

五十来岁，胖，脸色常年泛着不健康的潮红。他很少离开礼拜堂，偶尔出来就是找集市里那些商人募捐，口口声声说“为了苏黎世大教堂的荣耀”“上帝会记住您的奉献”。庄客们私下叫他“钱袋神父”，因为他那双眼睛看人时，总先瞟对方腰间的钱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