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九年的时候，北京城笼罩在肃杀的寒意中。紫禁城太和殿前的积雪尚未化尽，朝臣们鱼贯而入，鸦雀无声。

龙椅上的崇祯皇帝朱由检面色阴沉，目光扫过匍匐在地的文武百官，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既有君临天下的威严，又有大厦将倾的焦虑。

这个正月，传来两则消息：一喜一忧。喜的是总理侍郎卢象升、总兵祖宽在滁州朱龙桥大破流寇，斩首万余；忧的是河南、陕西贼势复炽，李自成等部如野火燎原，难以扑灭。

“陛下，”首辅温体仁出列奏道，“卢象升、祖宽朱龙桥大捷，当论功行赏，以励将士。”

崇祯微微颔首：“准。加卢象升兵部侍郎衔，赐玉带；祖宽晋都督同知，赏银千两。”

话音刚落，兵科给事中陈启新突然出列：“陛下，臣有本奏！”

陈启新，淮安山阳人，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武举人。崇祯八年冬，他冒死上疏，直指朝政三大弊：一曰用人不当，“进士独重而举贡轻”；二曰行政不畅，“推知行取选科道独重而外轻”；三曰言路不公，“惟进士得言而举贡不得言”。此疏言辞激烈，正中崇祯对科举制度积弊的不满。

崇祯阅罢大喜，破格擢升陈启新为吏科给事中。这一举动，在朝堂掀起轩然大波。

“陛下！”礼部侍郎钱士升出列反对，“陈启新一介武夫，骤登清要，有违祖制。且其言多偏激，恐开幸进之门。”

温体仁也皱眉道：“给事中乃言官要职，向来由进士出身者充任。陈启新虽言切时弊，然资格不足，恐难服众。”

崇祯却冷冷道：“祖制？朕问你们：按祖制取士，何以取来满朝庸碌之辈？流寇四起，建虏屡犯，你们这些进士出身的老爷们，可有良策？”

殿内一片死寂。

崇祯继续道：“陈启新所言，正切中时弊。科举取士，已成朋党之阶。从今日起，举人、贡生中有才识者，亦可破格擢用。”

这道旨意，表面上是打破用人桎梏，实则埋下更深隐患。以温体仁为首的“浙党”，以钱士升为首的“东林余绪”，以及新崛起的“北党”“楚党”，都开始暗中活动，拉拢寒门士子，扩张势力。

而陈启新本人，骤得高位后，很快陷入党争漩涡。他先依附温体仁，攻击东林旧臣；后又见崇祯对温体仁渐生不满，转而投靠新入阁的林钎。朝臣多鄙其为人，称其为“跳梁给事”。

正月丁卯，崇祯起用前礼部侍郎林钎，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林钎，字实甫，福建同安人，万历四十四年探花。此人以清廉耿直着称，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建生祠被削籍。崇祯即位后复起，历任礼部侍郎等职。此番入阁，被清流士大夫寄予厚望。

林钎入阁次日，便上疏言事：“陛下，臣观今日朝局，有三大患：一患党争不休，各立门户；二患边事日亟，将帅不和；三患民生日蹙，赋税日重。欲救时艰，当先除此三患。”

他提出具体建议：一、严禁官员结党，违者重处；二、统一前线指挥，令卢象升总督中原剿贼事；三、减免灾区赋税，暂停三饷加征。

这些建议，条条切中要害。崇祯阅后，朱批：“知道了。”却未置可否。

温体仁见林钎得势，心中不悦。某日朝会后，他邀林钎至文渊阁议事。

“实甫兄，”温体仁假意关切，“你初入内阁，有些事可能不知。减免赋税之议，陛下不是没想过，然辽东战事、剿贼军费，哪一样不要钱？库帑空虚，如何减免？”

林钎正色道：“温阁老，正因库帑空虚，才更该减免。百姓已到人相食的地步（指山西饥荒），若再催征，必生大变。昔年张居正整顿财政，亦先清丈田亩、裁汰冗费，而非一味加赋。”

“此一时彼一时也。”温体仁摇头，“如今流寇四起，若停征饷银，大军顷刻溃散。实甫兄，你久在礼部，不知兵事艰难。”

两人不欢而散。

林钎入阁后，确实施展了一番抱负：他举荐名臣刘宗周为工部侍郎，提议恢复经筵日讲，反对宦官监军。然其举措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推行维艰。

六月甲申，林钎突然病逝，距其入阁仅五个月。朝野震惊，有传言称其被温体仁下毒，虽无实据，但清流士人无不扼腕叹息。

崇祯闻讯，沉默良久，叹道：“林钎清忠直谅，竟不得久于其位。”赐祭葬，谥“文穆”。

林钎死后，温体仁独揽大权。这位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以机深刺骨、善于揣摩上意着称。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崇祯初年又靠攻击阉党余孽获得信任。

温体仁的为官之道，可概括为“三不”：不谏言、不担责、不结怨（表面）。他深谙崇祯多疑性格，凡遇重大决策，必先说“容臣三思”，再察言观色，顺着皇帝心意说话。对于政敌，他从不正面攻击，而是唆使言官弹劾，自己置身事外。

这年二月，山西、宁夏接连告急。山西饥荒，“人相食”的奏报触目惊心；宁夏兵变，巡抚王楫被杀。兵部尚书张凤翼束手无策，向内阁求计。

温体仁召集阁臣议事，却先问：“各位以为，当务之急为何？”

礼部尚书贺逢圣道：“当速赈山西，否则饥民必从贼。”

户部尚书侯恂摇头：“国库仅存三十万两，辽东军饷尚欠三月，哪有余钱赈灾？”

温体仁缓缓道：“二位所言皆有理。然陛下最忧者，宁夏兵变也。边军哗变，若蔓延他镇，则九边震动。故当先定宁夏，再议赈灾。”

他提议：派兵备副使丁启睿（其门生）前往安抚，许以补发欠饷，严惩为首者。至于山西饥荒，则令地方官“设法赈济”——所谓“设法”，就是让地方自筹钱粮，朝廷不出分文。

这套方案报与崇祯，果然获准。丁启睿至宁夏，诛杀兵变首领十六人，补发部分欠饷，事变暂平。而山西饥荒，因无钱赈济，饥民或死或逃，大量加入流寇队伍。李自成等部在山西获得兵源补充，势力更盛。

四月，钱士升致仕。这位东林老臣，因反对陈启新超擢、批评温体仁专权，屡遭打压，最终心灰意冷，上疏乞休。崇祯准其致仕，加太子太保衔，实则逐出朝廷。

钱士升离京那日，细雨霏霏。至正阳门外，回望紫禁城，叹道：“庙堂之上，已无正人立锥之地矣。”登车南下，从此不问政事。

钱士升一去，温体仁更无忌惮。六月，他操纵廷推，将亲信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三人同时推入内阁。三人虽非温党核心，但皆谨小慎微之辈，不敢违逆首辅。

至此，内阁尽在温体仁掌控之中。

五月壬子，崇祯下诏招抚流寇：“愿归者，护还乡，有司安置；原随军自效者，有功一体叙录。”

此诏源于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杨鹤曾任三边总督，因主抚失败下狱。杨嗣昌吸取父亲教训，提出“剿抚并用，以剿为主”的策略，深得崇祯赏识。

然此诏一出，朝野哗然。

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济上疏反对：“流寇反复无常，今日降明日叛。况高迎祥、李自成等巨寇，罪恶滔天，岂可招抚？当全力剿灭，以儆效尤。”

杨嗣昌辩驳道：“流寇之起，源于饥寒。今山西、陕西大饥，若一味剿杀，恐驱民从贼。当剿其顽抗者，抚其胁从者，分而治之。”

两派在朝堂激烈争论。恰在此时，前线传来噩耗：五月丙辰，延绥总兵俞冲霄在安定遭遇李自成，兵败被杀。李自成乘胜进攻榆林，幸被官军击退。

败报传来，主剿派气势更盛。唐世济当廷质问杨嗣昌：“招抚之诏方下，李自成便杀我将领，此岂可信抚耶？”

杨嗣昌面不改色：“李自成乃元凶，自当剿灭。然其余部众，多有被胁从者。若一概诛杀，是坚其从贼之心。”

崇祯被双方吵得头痛，最终裁定：“剿抚并行。巨寇必剿，胁从可抚。”

实际执行中，却混乱不堪。有的将领为冒功，杀降充贼；有的官员为省事，对真贼也一抚了之。更有甚者，出现“旋抚旋叛”的怪象：六月己亥，总兵官解进忠在淅川招抚一股流寇，宴请首领，却被灌醉杀害，所部复叛。

杨嗣昌见招抚难行，转而全力推行其“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位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位巡抚分防而协剿。十位巡抚构成天罗地网，互相策应。

此策理论上严密，然需大量兵力、粮饷，且要求各省密切配合。在明末地方各自为政、将帅互相猜忌的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实现。

更致命的是，杨嗣昌为筹措军费，力主加征“剿饷”，每亩加银一分五厘，全年得银二百八十万两。此举虽解燃眉之急，却使更多农民破产，为流寇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

七月，就在朝堂为剿抚之事争论不休时，北方传来晴天霹雳：清军破独石口入关，直扑昌平！

甲辰日，崇祯急派太监李国辅等分守紫荆关、倒马关等要隘——这是极不寻常的举动。自永乐以后，宦官不得典兵成为祖制。崇祯此举，显见对武将已彻底失去信任。

庚戌日，命成国公朱纯臣巡视边关。朱纯臣乃靖难功臣朱能之后，袭爵成国公，然养尊处优，不知兵事。派他巡边，纯属敷衍。

癸丑日，诏诸镇星驰入援。然各镇反应迟缓：宣大总督梁廷栋虽近在咫尺，却畏敌如虎；蓟辽总督洪承畴远在陕西，鞭长莫及；山东、山西兵则借口防贼，迟迟不动。

己未日，昌平陷落，巡关御史王肇坤等战死。清军距北京仅百里。

朝堂大乱。

兵部尚书张凤翼面如死灰，连上三疏请罪，自请督师迎敌。崇祯准奏，命其总督援军，却又派太监高起潜为“总监军”——这是崇祯的典型做法：既用文臣，又用宦官，使之互相牵制。

甲子日，崇祯下谕廷臣“助饷”，即要求百官捐银助军。此令一出，怨声载道。官员们或哭穷，或敷衍，捐银多者不过百两，少者仅数两。有御史私下讥讽：“陛下内帑数百万，何不取自宫中，而刮我等穷官？”

此时，前线传来唯一的好消息：壬戌日，陕西巡抚孙传庭在盩厔擒获贼首高迎祥，押送京师。崇祯大喜，下令磔高迎祥于市。然此喜讯难掩京畿危局，清军已连下宝坻等近畿州县，兵锋直逼通州。

八月，清军肆虐京畿，朝堂应对更是荒诞：

癸酉日，崇祯下令“括勋戚文武诸臣马”，即强制征用官员马匹。成国公朱纯臣献老马三匹，驸马都尉献病马一匹，百官纷纷效仿，所得皆羸弱不堪乘骑。

乙未日，卢象升率军入援，驻真定。然兵部令其“不可浪战”，只需“遥为声援”。卢象升愤而上疏：“臣率敢战之士二万，愿与建虏决死。若但尾随观望，何益于事？”疏入不报。

最富戏剧性的是唐王朱聿键事件。这位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的八世孙，闻京师危急，自发率护卫兵千人北上勤王。行至开封，被河南巡抚告发。崇祯大怒，以“违制擅离封地”为由，将其废为庶人，囚禁凤阳。此事寒了天下宗室之心，此后再无藩王勤王。

九月辛酉，清军饱掠后出塞。崇祯论“功”行赏：加卢象升兵部尚书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张凤翼、高起潜“督师有功”，各赏银币。然朝野皆知，张凤翼畏敌避战，高起潜未发一矢，所谓“有功”，实为遮羞。

十月乙亥，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疏，直指时弊：

“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

他进而痛斥：“今日之祸，始于宦官用事。高起潜辈监军，将帅掣肘，何以制胜？温体仁辈辅政，排斥异己，何以求贤？”

此疏如石破天惊。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东林领袖之一，以刚直敢言着称。他这封奏疏，不仅批评宦官、内阁，甚至暗指崇祯本人施政有误。

崇祯阅疏震怒，朱批：“刘宗周妄言沽直，本应重处，姑念老臣，削籍为民，永不叙用！”

温体仁趁机落井下石，指使亲信弹劾刘宗周“结党营私，诽谤君上”。刘宗周被逐出朝廷，士林为之震动。

刘宗周离京那日，门生故吏送行至芦沟桥。老人回望京师，潸然泪下：“老夫去矣，诸君好自为之。大明三百年江山，恐葬送于党争私利之手。”

有门生问：“先生，朝局尚可为否？”

刘宗周摇头：“温体仁奸猾，张凤翼庸碌，杨嗣昌躁进，宦官弄权，陛下多疑……如此朝堂，安得不亡？然此非老夫所能言也。”

言罢登车，南下归乡，筑戢山书院讲学，不复过问朝政。刘宗周一去，朝中敢言者几绝，只剩阿谀奉承、明哲保身之辈。

十月丙申，在刘宗周削籍后仅十日，崇祯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命开银、铁、铜、铅诸矿。

此议源于户部尚书程国祥的奏请。程国祥，字仲若，江苏上元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他提出重开万历年间曾引起巨大争议的矿税。

“陛下，”程国祥在廷议中陈述，“辽东年需饷银六百万，剿贼年需四百万，而全国田赋仅四百万两。若不另辟财源，军需立断。万历年间开矿，岁入曾达三百万，今虽不及，亦可济急。”

此言一出，反对声四起。

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道：“万历矿税之祸，殷鉴不远。太监四出，横行州县，激起民变无数。今流寇未平，若再开矿税，是驱民从贼也！”

程国祥辩称：“今与万历不同。当时太监恣横，因神宗皇帝深居不理。今陛下英明，严加约束，太监岂敢胡为？且开矿可募流民，使其得食，反可弭乱。”

两派争论不休。崇祯最终拍板：“开矿之事，准行。然须严立条规：一、由地方官主持，太监不得干预；二、课税从轻，不得盘剥；三、募民开采，以工代赈。”

旨意虽严，执行却完全走样。诏书一下，各地官员视为敛财良机，纷纷奏报“发现矿脉”。太监虽明令不得干预，然实际多有插手。矿监税使四出，横征暴敛，民怨沸腾。

最荒唐的是，许多所谓“矿脉”纯属子虚乌有。如河南巡抚奏报嵩山发现银矿，征发民夫五千开采，三月仅得劣银百余两，而耗费钱粮数万。山西某县为应付差事，竟将百姓家中铜器收缴，熔铸后充作矿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