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征前，新家峁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蚂蚁窝。

李定国站在校场高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五万大军，面无表情。他手里拿着的不是兵书，而是一份厚达三十页的《出征物资清单》。

清单是钱小满熬夜赶出来的，详细到令人发指：

“面粉二十万斤，粟米三十万斤，豆料十万斤，盐五千斤，咸菜八千坛……”

“箭矢五十万支，长枪两万杆，刀一万柄，盾牌一万面……”

“帐篷五千顶，被褥三万条，铁锅三千口，水囊两万个……”

“药材三百种，其中金疮药五千份，麻沸散两千份，解毒丸一千瓶……”

“备用马蹄铁两万副，马掌钉十万颗，马刷五千把……”

“火枪三千支，火药六万斤，铅弹十五万发，虎蹲炮一百门，炮弹五千枚……”

曹文诏站在他身边，看着这份清单，嘴角抽搐：“咱们是去打仗，还是搬家？”

李定国放下清单，问了个关键问题：“这些东西，怎么运？”

按照清单，出征部队需要携带的物资总重约三百万斤。以每辆大车载重三千斤计，需要一千辆大车。

“一千辆不够。”钱小满头摇得像拨浪鼓，“那是平地载重。咱们走的是黄土山路，坑坑洼洼，一辆车能拉两千斤就不错了。得一千五百辆。”

“一千五百辆？！”贺人龙眼珠子瞪圆，“哪来这么多车？”

“有。”钱小满翻开另一本账册，“民用车登记在册的有八千辆，征用一千五百辆没问题。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这些车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第二天，当一千五百辆“战车”在校场外集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

有正经的四轮运货大车，有简陋的两轮板车，有农家用的独轮车，甚至还有几辆……花轿改的。

贺人龙指着那几辆花花绿绿的轿子：“这是啥玩意儿？！”

车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俺家就这车拉货……平时拉新娘子，战时拉军粮，都一样拉。”

“一样个屁！”贺人龙差点背过气，“这能拉多少？！”

“五百斤没问题！”

最后那几辆花轿车还是留下了——不是因为它有用，是因为实在找不到替换的。车夫还得意：“大人您看，这车有顶篷，下雨不湿粮！”

除了车型五花八门，拉车的牲口也是千奇百怪。

有大骡子大马的，也有小毛驴老黄牛的。最离谱的一辆车，前面是头骡子，后面是头驴，并排拉车。两牲口步伐不一致，车走得歪歪扭扭，像喝醉了。

负责运输队的高杰看着这景象，头大如斗。他找来各车队的头儿，问：“你们这车，一天能走多少里？”

“平地六十，山路三十。”

“四十，不能再多。”

“俺这驴车……二十吧。”

“二十？！那得走到什么时候！”

高杰算了一笔账：从新家峁到预设战场约一百五十里。按平均每天四十里算，要走四天。但这是理想状态，实际可能更慢。

“不行，得改。”他下了决心。

运输队开始“标准化改造”。所有车辆，不管原来什么样，统一加固车轴、加宽轮距、增加刹车装置。拉车的牲口也重新配对，力气小的配轻车，力气大的配重车。

改造用了两天，效果显着。试运行时，车队平均速度提到了每天五十里。

但新问题又来了：车夫。

这一千五百个车夫，九成是临时征调的农民。会赶车，但不会在复杂地形下赶车，更不会在可能有敌人的情况下赶车。

高杰又开始培训。教他们怎么走山路省力，怎么夜间行车，怎么发现埋伏，怎么应对袭击。

培训时，出了个笑话。

夜间行车训练，要求车队熄灭火把，摸黑前进。一个车夫太紧张，把车赶进了沟里。车没坏，但车上装的“军粮”——其实是沙子——撒了一地。

车夫吓得跪在地上：“大人饶命！小的不是故意的！”

高杰看着那一地沙子，又好气又好笑：“起来！继续练！真到了战场上，撒的就不是沙子了！”

如果说运输是大问题，那么吃饭就是更大的问题。

五万大军，按每人每天两斤口粮算，一天就是十万斤。十天就是一百万斤。这一百万斤粮食，怎么带？怎么煮？怎么吃？

钱小满的方案是：带三十万斤现粮，其余沿途补给。

“沿途哪有补给？”李定国问。

“有。”钱小满指着地图，“这一路有三个定居点，都能补给。而且——”

他顿了顿，“蒙古人来了，百姓都撤了，但地里的庄稼还在。咱们可以……借。”

“借？”曹文诏皱眉，“那不成了抢？”

“打完仗还。”钱小满解释，“按市价折算，战后补偿。总比让蒙古人糟蹋了好。”

这方案通过了。但现粮三十万斤，也要解决吃法问题。

李健给赵老爷子领导的食品队给出的答案：压缩饼。

“就是这玩意儿。”赵老爷子献宝似的捧出一块黑乎乎的饼，“面粉、杂粮、豆粉、盐、糖，混合蒸熟压制成型。一块半斤，够一个兵一天的口粮。”

李定国接过，掰了一块放进嘴里。硬，很硬，但嚼着有粮香，还有点咸甜味。

“能存多久？”

“三个月不坏！”

“一顿吃半斤？”

“对！配点咸菜，喝点水，管饱！”

于是压缩饼成了主力口粮。食品队日夜赶工，三天做出了十万块，够大军吃两天。剩下的路上再做。

但光吃饼不行，还得有热的。于是又带了三千口铁锅，五千个水囊，还有八千坛咸菜。

“咸菜能补充盐分，还能下饭。”赵老爷子如数家珍，“萝卜干、芥菜头、豆豉、酱瓜，都有。一坛够五十人吃一天。”

李定国看着那些坛坛罐罐，忽然问：“战场上，不是所有时间都能生火做饭？”

所有人都沉默了。

最后还是火头军的老兵给出答案：“有。仗不是一天到晚打，总有间隙。埋锅造饭，半个时辰就能吃上热的。”

“那要是没间隙呢？”

“……”老兵挠头，“那就吃冷的呗。反正饼能直接吃。”

于是方案定下：以压缩饼为主，辅以咸菜；有条件时生火做饭，煮点热粥热汤；没条件就干啃。

看起来解决了，但其实还有个隐藏问题——水。

五万人，加上牲口，一天要喝多少水？钱小满算过：人按每人每天三斤水算，就是十五万斤；牲口更多，按每头每天二十斤算，三十万斤。总计四十五万斤水。

四十五万斤水，相当于四百五十个大水缸。这怎么带？

“不带。”

高杰说，“沿途取水。咱们走的路线上，有两条小河，三个水泉。每天扎营时，派人取水蓄水。”

“要是水源被污染呢？”

方以智提出尖锐问题，“蒙古人很可能在水源下毒。”

这问题让所有人脊背发凉。

最后还是格物院给出了解决方案：带明矾。

“明矾能净水。”方以智解释，“浑浊的水，加明矾搅拌，静置半个时辰，泥沙杂质就会沉淀。虽然不能完全解毒，但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于是物资清单上又多了一项：明矾一千斤。

武器装备的准备相对顺利，但也闹出不少笑话。

兵器坊里，铁匠们日夜赶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早响到晚，火星四溅。

但问题出在“质检”环节。

按照新规，所有兵器出厂前要经过三道检验：一看外形，二试硬度，三测韧性。

外形检验最搞笑。检验员是个老铁匠，眼神毒辣。他拿起一把刀，看一眼：“不合格。”

“为啥？”打造它的年轻铁匠不服。

“刀身不直，偏了三厘。”

“三厘？！这谁能看出来？！”

“我能。”老铁匠把刀放在平板上，果然，刀刃和板面之间有条细缝。

年轻铁匠没话说，拿回去重打。

硬度测试更严。用特制的钢锉在刀身上锉，能锉出痕迹的，硬度不够；锉不动的，才算合格。

有把刀硬度过关了，但韧性测试又栽了——把刀弯成弓形，松开后不能完全回直，说明韧性不足。

打造这把刀的铁匠是个暴脾气，当场摔了锤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打一把我看看！”

老铁匠没说话，走到炉前，亲自操锤。一个时辰后，一把刀出炉。外形笔直如线，硬度钢锉不入，弯成满月松开，“铮”的一声弹回，笔直如初。

年轻铁匠服了，捡起锤子继续干。

兵器坊产出长枪两万杆，合格一万八；刀一万柄，合格九千；箭矢五十万支，合格四十五万。

虽然有不合格品，但这合格率已经惊人了。

盔甲的问题更大。储备不足，只有五千副铁甲，一万副皮甲。剩下的三万五千人，只能穿棉甲。

棉甲听起来寒酸，但其实不差——用棉花浸水压实，反复捶打，做成甲片，再用铜钉铆在布料上。三十步外能防箭，二十步内能防刀砍，十步内……就看运气了。

王大锤领到的就是一副棉甲。他拎在手里掂量：“这玩意儿……能防箭？”

发装备的老兵笑了：“你穿上，我射你一箭试试？”

“别别别！”王大锤赶紧穿上。

棉甲很重，有二十多斤，穿在身上行动不便。但穿上后，确实有种安全感——至少心里有底。

盾牌也是五花八门。有正规的圆盾、方盾，也有临时赶制的门板盾、锅盖盾。最离谱的一个盾，是用拆下来的磨盘改的，重五十斤，两个人都抬不动。

“这玩意儿怎么用？！”教官气得跳脚。

做盾的铁匠理直气壮：“挡箭啊！什么箭都射不穿！”

“那你倒是举起来啊！”

“……”

最后那磨盘盾被退回去重做，改成了三个正常盾牌。

如果说其他部队是亲儿子，火器部队就是“宝贝疙瘩”。

三千多火器兵，三千支燧发枪，一百门虎蹲炮，六万斤火药，十五万发铅弹——这些是李健压箱底的家当，也是这次对抗蒙古骑兵的最大倚仗。

所以火器部队的出征准备，规格最高，也最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