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李大人要把咱们开垦好的熟地分给难民！”

“咱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家园，凭什么让外人享受？”

谣言像野火一样蔓延。甚至有人传言：“李健要带着难民造反，咱们这些老住户会被当成累赘扔掉！”

李健知道，内部矛盾比外部威胁更危险。他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公开透明。命令钱小满将粮食收支、难民劳动产出、未来预期收益等所有数据，写成大白话告示，在每一个村庄、每一处工坊张贴。让每个人都知道：难民不是白吃白住，他们创造的劳动价值，已经超过了消耗的粮食。

第二，利益绑定。颁布《难民安置互助条例》：凡接收难民家庭同住的本土住户，减免当年税赋一成；凡雇佣难民做工的工坊，可享受低息贷款扩大生产；凡传授难民技能的工匠，每月可获得额外补贴。

第三，情感共鸣。组织“新旧居民联谊会”。在黄蒿坳的集市空地上，摆开长桌，让本地百姓和难民代表同桌吃饭。席间，安排难民讲述家乡惨状：

一个河南老汉哭诉：“李闯王来了，把我儿子拉去当兵，不从来就杀……我儿逃跑，被抓住当众剥皮……我老伴哭瞎了眼，路上掉进黄河……”

一个山西妇人哽咽：“官军说我们通贼，把粮食抢光了……我小女儿饿得吃观音土，活活胀死……她才五岁啊……”

许多本地老人听着，想起自己当年的逃荒经历，也跟着流泪。郑老汉站起来说：“三年前，我逃到陕北，饿得吃树皮，是李大人给了碗粥。今天咱们日子好了，不能忘本啊！”

同情心被唤醒，加上实际利益的引导，内部矛盾逐渐缓和。更妙的是，一些本地单身汉发现难民中有不少适龄女子，开始托人说媒——姻亲关系，成了最牢固的纽带。

在众多难民中，李健特别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群体——陈秀才和他收留的三十多个孤儿。

陈秀才名守礼，字正之，河南杞县人，是个老童生。战乱中，他的家人全部遇难，但他一路西逃，沿途收留走散的孤儿，最终带着三十多个孩子抵达黄河边。

李健将这群孩子单独安置在一处干净的院落，派了四名妇女专门照顾，让陈秀才教他们识字念书。孩子们从最初的惊恐不安，逐渐变得活泼起来。

一天深夜，陈秀才求见李健。在简陋的书房里，这位老秀才行了大礼：“李大人，老朽有一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先生请讲。”

“您救民于水火，功德堪比古代圣贤。但您可知，您救的人越多，危险就越大？”陈秀才压低声音，“老朽在河南时，就听说李闯王多次提及新家峁。他说：‘陕北有个李健，不简单。若能收服，可大有作为，若不能，必成心腹之患。’”

李健心中一震，但面色不变：“先生还听到了什么？”

“流寇军中传言，说新家峁富得流油，粮仓堆成山，银库满地银。许多头目都眼红，只是暂时抽不出手。”

陈秀才顿了顿，“更危险的是朝廷。山西按察司已经行文，称新家峁‘聚众数十万，恐成第二个延安贼’。”

“第二个延安贼？”李健皱眉。崇祯初年，王嘉胤在延安聚众造反，震动朝野。

“正是。”陈秀才点头，“朝廷现在忙于剿灭河南流寇，暂时无暇北顾。但一旦河南战事稍缓，必会调转枪头对付您。到时候，要么是招安，要么是剿灭。”

李健沉默良久，起身深鞠一躬：“谢先生指点。不知先生以为，李某该如何应对？”

陈秀才扶起李健，缓缓道：“九字真言：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这是当年朱洪武成功的道理。您现在做的，正是前两者。但‘缓称王’最难——您必须有足够实力自保，却又不能过早暴露野心。”

他走到墙边地图前，指着黄河：“第一步，巩固黄河防线。那些烽火台修得好，但还不够，需要在险要处筑堡。第二步，打通与山西的贸易通道，用您的铁器、布匹换粮食。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您需要‘名分’。”

“名分？”

“对。”陈秀才目光灼灼，“要么接受朝廷招安，有个正式官衔，哪怕只是虚职；要么……就得有足以让朝廷忌惮的实力。现在您两头不靠，最是危险。”

这次谈话持续到后半夜。李健送走陈秀才后，独自登上黄河烽火台。春寒料峭，河面上的冰凌在月光下闪着冷光。

远处，难民营地星星点点的灯火，像大地上散落的星辰。这二十三万人，是希望，也是负担；是力量，也是风险。

尽管压力巨大，但难民潮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在详细的登记甄别中，新家峁发现了大量人才：

铁匠四十七人，其中三人曾是军器局的匠户，会打造火铳；

郎中二十一人，包括两个外科高手——他们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处理刀伤箭伤的经验比太医院的御医还丰富；

各种工匠一百三十余人，涵盖木工、瓦工、石匠、编织、制陶等十几个门类；

识字者三百多人，虽然多数只是粗通文墨，但已经是宝贵的基层干部苗子；

更难得的是，难民中有七个前明军军官，职位从把总到千总不等，懂练兵、懂筑城、懂阵法。

李健如获至宝。他立即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人才安置与培养方案》：

铁匠全部编入军工坊，由方以智亲自指导，改进武器生产流程；

郎中编入医疗体系，不仅在难民营巡回医疗，还选拔年轻难民学徒，培养医护队伍；

工匠按其专长分配到各工坊，同时要求他们每人都带学徒，带的越多，奖励越丰厚；

识字者经过简单培训后，充实到四司一院的基层岗位，特别是议政司的仲裁所和文宣司的宣传队；

前军官则打散安置到军队，协助李定国训练新军。

最让李健惊喜的是难民中涌现出的组织人才。一个叫周大山的前河南里长，在难民营中自发组织同乡互助，将两千多杞县难民管理得井井有条；一个叫孙秀娘的中年寡妇，在妇女中威信极高，调解纠纷、组织女工，能力不输男子。

李健破格提拔周大山为第五中转营地的“团正”，孙秀娘为妇女工作队队长。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举动，在难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只要你有本事，在新家峁就有出头之日！”这句话成了难民中最流行的口号。

三月中旬，春耕正式开始。这是对新家峁最大的考验——既要保证原有土地的耕作，又要组织难民开垦新地。

李健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实行“军民屯垦一体化”。将难民中的青壮与民兵混编，组成十个“屯垦大队”，每队两千人，划片包干。白天耕作，晚上训练。

开垦的土地，第一年免租，产出按“三三四”分配：三成交公库，三成归开垦者，四成归新家峁统一调配用于救济。从第二年开始，土地归开垦者永久使用，只需缴纳两成公粮。

这个政策激发了难民的空前热情。短短一个月，在缓冲地带边缘开垦出新耕地五万八千亩。虽然赶不上春播主粮，但可以种植生长周期短的豆类、荞麦、蔬菜，预计七月就能收获第一批作物。

与此同时，李健加速了黄河防线的建设。在方以智的设计下，沿着黄河西岸三十里，修建十二座烽火台、六处营垒、两道土墙。所有工程都以工代赈，难民为了获得更好的安置资格，干得热火朝天。

四月初，第一批通过完整甄别和劳动考核的难民，正式获得“新家峁居民”身份。分配土地和房屋的那天，成为了盛大的节日。

在黄蒿坳新建的广场上，一千三百户难民代表依次上台，从李健手中接过地契和房契。每份地契都用红纸包裹，上面不仅写着地块位置、面积，还有一句赠言：“以勤养家，以德立身”。

一个叫王老根的老汉颤抖着接过地契，突然跪倒在地，捧起一把黄土，老泪纵横：“有地了……有地了……我王家三代佃户，终于有自己的地了！死也瞑目了！”

他的哭声感染了所有人。广场上，数千人跪成一片，哭声震天。那哭声中有悲伤，有委屈，但更多的是希望。

这一幕被文宣司的画家当场绘制，后来成为着名的《授地图》，悬挂在议政司大堂正中央，成为新家峁精神的象征。

四月底，难民潮逐渐平稳。新家峁实际接收难民二十三万七千人，拒收有问题者两万一千人，另有数万流向宁夏、甘肃等地。

虽然压力巨大——粮库已消耗六分之一——但人口暴增带来的劳动力红利开始显现。新开垦的五万多亩地已经下种，修建的二百里道路连通了黄河与核心区，十二座烽火台构成了早期预警体系。

然而，危机从未远离。

四月廿三深夜，李健召集核心层秘密会议。除了四司一院主官，还有李定国、王石头、冯老爷子代表卫所势力，以及新加入的陈秀才。

“三件事。”李健开门见山，“第一，粮食。我们的存粮只够吃到六月中旬。第二，军事。李自成在河南大败左良玉，声势复振，已有北上的迹象。第三，朝廷。陕西巡抚孙传庭已到任，此人强硬，必会对我们动手。”

钱小满报出详细数据：“按最低口粮标准，到新粮收割还有两个月，缺口八万石。即使夏粮丰收，也只够自给，没有余粮应对突发事件。”

李定国指着沙盘：“李自成部如果有渡河北上的意图。若他真来，至少有十万人马。”

冯老爷子叹了口气：“孙传庭给我来了密信，要求绥德卫‘监视新家峁动向，必要时可先斩后奏’。我以粮饷不足、兵员疲敝为由拖住了，但拖不了太久。”

会场陷入沉默。

良久，顾炎武缓缓开口：“为今之计，唯有以攻为守。”

“顾先生请详说。”

“第一，主动与山西商人接触，用我们的铁器、玻璃、精布、蜂窝煤等换取粮食。新家峁的工业品在山西很受欢迎，可以溢价交换。第二，派使者南下，与李自成接触——不是投靠，而是虚与委蛇，拖延时间。第三，对朝廷……不妨接受一个虚职。”

“接受虚职？”黄宗羲皱眉。

“对。”顾炎武道，“孙传庭最怕的是我们造反。如果我们接受招安，哪怕只是个空衔，就能争取时间。有了朝廷的名义，我们练兵、筑堡、收粮都名正言顺。”

侯方域补充：“文宣司可以大造声势，宣传我们‘忠君体国、保境安民’，把舆论先占住。”

方以智则提出技术方案：“格物院新制的耧车、水车可以提高耕作效率，如果能推广到整个陕北，明年粮食产量能增三成。但需要时间。”

李健听着众人的建议，目光在沙盘上移动。最终，他做出了决定：

“三条线同时推进。第一，派商队入晋，由钱小满负责，用全部库存工业品换粮，必要时可以赊购，秋后以新粮偿还。第二，派使者见李自成，人选……陈先生可愿往？”

陈秀才起身拱手：“老朽愿往。我有一学生在李自成军中做文书，可作引荐。”

“好。第三，对朝廷……”李健顿了顿，“冯老将军，请您回复孙传庭：新家峁愿接受招安，但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保留现有编制；第二，自筹粮饷；第三，辖区自治。”

冯老爷子眼睛一亮：“这三条看似让步，实则什么都没给。高，实在是高！”

“还有一件事。”李健最后说，“从难民中再精选三千青壮，组建‘护民军第一师’，由李定国亲自训练。我们要在秋收之前，让难民能形成足以自保的初级武力。”

会议持续到天明。当众人散去时，东方已现鱼肚白。

李健独自登上最高的烽火台。晨风中，他看见难民营地已升起炊烟，听见远处传来操练的号子声。二十三万人，二十三万张要吃饭的嘴，二十三双渴望安宁的眼睛。

他想起：“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

粮要积，墙要筑，但“王”不是目的。他要的，是在这乱世中，为普通人开辟一条活路。

远处，黄河水滔滔东去。这条母亲河见证了太多兴衰，如今又要见证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而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