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乐欣将座椅调整到接近平躺的角度，皮革的凉意透过丝质衬衫渗入肌肤。机舱灯光调暗后，窗外的云层变成一片混沌的深蓝，像是被搅浑的墨水。她闭上眼，昨夜破碎的画面却立刻压上眼皮——那盏防爆灯昏暗的光线，还有自己喉咙里发出的、那些陌生又熟悉的、介于呜咽与迎合之间的声音。

第八次。这个数字在她昏沉的意识里浮沉。为什么偏偏是“八”？她试图抓住这个念头来抵挡更令人难堪的回忆。《第八个是铜像》，她确实只记得这个名字，一个反抗的故事，英雄最后变成了铜像。而她自己呢？每一次的应允，都像是在自己身上多镀了一层看不见的金属，一层层包裹，一层层变硬，直到再也感受不到最初的钝痛，只剩下一种沉闷的、仪式般的重量。

她记得更清楚的是另一部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黑白画面，粗粝的质感，战争背景下一个男孩的成长。她是在前一阵某个失眠的深夜，在父亲冷清的东亚电影资料库里偶然点开的。当时吸引她的或许是片名里“儿子”二字——那时她感知自己怀的是女儿，一种模糊的、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失望缠绕着她。电影具体情节早已模糊，只记得铁轨无尽延伸的镜头，和那个少年沉默而倔强的侧脸。此刻想起，却觉得某种荒谬的联系：火车需要既定的轨道，而她的人生，似乎也在被无形地扳向某个道岔，驶向她从未想象过的站台。

钱乐欣的内心虽有满足的感觉，但是巨大的屈辱感随之覆盖了一切。是的，就是屈辱。钱乐欣说的不是这第八次谭笑七并没有比前七次温柔多少，关键是，他不肯让她窥见他的脸。而这是他上次被魏汝之的人抬上返京的飞机后，她最想做的事。

十几年后，当钱乐欣又一次乘坐飞机时，飞机遇到气流，轻微地颠簸了一下。钱乐欣睁开眼，按铃向空乘要了一杯冰水。水杯握在手里，寒意刺骨。她想起谭家那个堪比私人影院的地下视听室。丝绒座椅，顶级音响设备，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淡淡的雪松香氛，那是谭笑七偏爱的味道。她是那里的常客，不是因为热爱。

正如她对自己解释的那样：邬总在会议室里敲定数十亿的并购案时，许林泽正在纽约或巴黎的顶级俱乐部里与体育巨头谈笑风生；就连那位看似慵懒的堂姐，也能在饭局上三言两语撬动关键的影视资源。她们的世界是流动的、扩张的、充满攻击性的。而她钱乐欣的世界，从嫁给谭笑七的那天起，就像被精心修剪过的日式庭院，每一块石头的摆放，每一株植物的姿态，都已规定妥当，静态到令人窒息。电影里那些别人的悲欢离合、壮阔命运，成了她唯一被允许的、安全的逃亡出口。

有时谭笑七会陪她看一场。他通常沉默，只在某些历史或战争片段时，会偶尔点评几句，话语里带着他那个位置的人特有的、大局已定的冷漠。那时，钱乐欣会觉得，自己也是他正在观看的一部电影里的人物，剧情早已被他撰写好。

女儿语柔的脸忽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十五岁的少女，眉眼间越来越像父亲，带着一种早熟的、锐利的审视。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两周前？语柔从寄宿学校回来，径直去了父亲的书房汇报课业，然后和虞和弦在阳光房里喝了整整一下午的茶，笑声像银铃一样断续传来。虞和弦——那位温柔得像一泓静水的音乐老师，语柔从小的启蒙老师，也是谭笑七公开的情人之一。钱乐欣站在二楼走廊的阴影里，看着她们。语柔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和弦阿姨说我的肖邦更有‘叙事性’了。你呢？你最近看了什么好电影吗？”

那句话不是询问，更像是一个轻轻关上的门。

空乘温柔的声音响起，提示即将开始降落。北京城的灯火在下方铺开，浩瀚如星海，却又网格分明，每一条光带都指向确定的路径。钱乐欣坐直身体，整理了一下根本未曾凌乱的衣襟和头发。镜面舷窗映出她的脸，妆容精致，无懈可击，像一副妥帖的面具。只有她自己能看见眼底那抹挥之不去的疲惫，以及疲惫深处，一点冰冷的、属于金属的光泽。

飞机轮子触地，一阵扎实的震动传来。她知道自己即将回到那个角色里——谭笑七的夫人，谭语柔名义上的母亲，一个以观看虚构人生为日常的、美丽的旁观者。第八次之后，或许还有第九次，第十次。铜像不会反抗，它只是沉默地矗立，被时光慢慢氧化，覆盖上一层名为“宿命”的、斑驳的绿锈。

她拿起手包，指尖冰凉。走出舱门时，北京干燥的夜风扑面而来。司机早已在廊桥尽头等候，躬身拉开车门。车内，熟悉的雪松香味隐隐浮动。钱乐欣缓缓靠在后座真皮座椅上，窗外流动的霓虹光影掠过她的脸，明明灭灭，仿佛一场永不谢幕的、无声的电影。

钱乐欣离开后，谭笑七并没有立刻起身。他赤着上身，靠在那张凌乱的硬板床上，点燃了一支烟。烟雾在防爆灯黄色的光束里缓慢升腾、盘旋。这光线确实够情调，但它有一种毫不妥协的亮度，能将一切暧昧的阴影驱散，正如他此刻对自己“战利品”的判断。

他慢慢踱步，走进那条连接主宅的狭窄通道。墙壁是粗糙的水泥原色，与主宅的奢华格格不入，头顶正是几盏和谭家大院地下同款的防爆灯。这是吴尊风的手笔，或者说，是他授意吴德瑞去办的事。吴德瑞总是能将他种种难以言喻的、带着点惩罚和纪念意味的指令，执行得一丝不苟。

通道里只有他一个人的脚步声，沉稳、清晰。他自觉已经开始了解女人，尤其是钱乐欣这样的女人。“斯德哥尔摩症。”他吐出这个词，声音在水泥墙壁间碰撞，显得格外笃定。就像他曾经在某个财经杂志的边角读到过的一桩轶闻：美国那个出身优渥的报业千金，鬼使神差地参与了绑架她的劫匪对银行的抢劫。多么荒谬，又多么具有启示性。

他认为自己洞悉了其中的逻辑。钱乐欣，和美国那位报业千金一样，是以前没受过社会毒打的娇小姐。她们的人生在遇见他之前，是被精心熨烫过的丝绸，平滑、光鲜，却也脆弱、单薄。她们所有的“矫情”和“娇气”，都源于对真实世界粗糙棱角的无知。她们被保护得太好，以至于一点点真正的、带着痛感的“力量”施加过来，她们那套建立在温室里的价值体系就会瞬间崩塌，继而在恐惧和迷茫中，不由自主地抓住那股力量，甚至将其误读为一种扭曲的“关注”或“强大”。

“非常容易被影响和洗脑。”他嘴角勾起一抹近乎嘲讽的弧度。这不是贬低，而是一种掌控者的结论。钱乐欣的顺从和忍耐，在他看来，并非出于爱或欲望（或许最初有一点），而是这种心理症候的典型表现。她反抗过吗？或许在第一次、第二次时，有过颤抖和眼泪。但第八次呢？昨夜，他清晰地看见了她眼中最初的挣扎如何迅速消融，转化为一种空洞的、甚至带着点自我献祭般快意的接纳。她不是在享受他，而是在享受那种“被征服”的确切感，享受她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将她从轻飘飘的“矫情”生活中狠狠钉在地上的力量。这比任何温存的情话都更能让他感到满足。

通道尽头是一扇沉重的实木门，门外是主宅铺着厚地毯的走廊，温暖、明亮，飘散着鲜花和高级家具护理剂的芬芳。谭笑七在门前停下，回头望了一眼那幽深、冰冷、被防爆灯照得无所遁形的通道。钱乐欣从这里离开，回到她那园艺、电影、无所事事的生活中时，会不会也带着这种从“真实”残酷骤然跌回“虚幻”精致的眩晕？他相信是的。而这种眩晕，正是让她下次再回到这里的磁力。

他推开门，暖意和光亮拥抱了他。吴德瑞像影子一样适时出现在走廊另一端，微微躬身。“早饭想吃啥？说好了啊，要想喝炒肝得你自己搞。”

谭笑七点了点头，迈步向前。他心情不错。第八次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铜像？不，钱乐欣不会是铜像，铜像太坚硬，太具有纪念意义。她更像是……一株被他移栽到特定环境里的植物，正在按照他的意愿，慢慢改变内在的脉络，扭曲生长的姿态。至于最后会变成什么样，他很有兴趣观察。

毕竟，一个自觉患上斯德哥尔摩症的病人，往往比真正快乐的情人，更加依赖她的“劫持者”。而他知道，自己永远会是那个提供“毒打”与“解药”的人。这很公平，他想。

从那个被防爆灯照亮的通道回到家中“正常”的世界后，钱乐欣的感官似乎被剥离了一层。阳光、花香、佣人小心翼翼的问候，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一种奇异的平静包裹着她，混杂着昨夜残留的、被碾碎般的疲惫，以及一种更为深沉的东西——一种近乎认命的等待。

等待下一次。

谭笑七并未与她多谈，只是在即将结束时，仿佛不经意地问起：“钱老最近在忙什么？”他的语气平淡，像在谈论天气。钱乐欣指尖冰凉，点了点头。

于是，当谭笑七用陈述而非询问的语气，提起“下周同日此时”时，钱乐欣没有发出任何音节，只是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默认了。他甚至补充了细节：“下次你自己打车，这是钥匙。”

“自己打车。”这句话像一句咒语，也像一个仪式。几个小时前，当吴德瑞那高大沉默的身影如鬼魅般截住她时，瞬间的惊惧之后，涌起的竟是一丝失望——不是他！不是谭笑七亲自来“领取”他的战利品。那感觉，像一个精心准备却无人观赏的登场。

所以，下次。下次一定要看清谭笑七的真面目！这个念头突兀地、顽强地冒了出来。真面目？是指他亲自出现在机场出口的脸，还是指这场关系背后更狰狞的骨架？她分不清，或许两者都是。她甚至给自己留了余地：要是万一下次看不清，还有下下次！这是一种古怪的激励，将一次次的屈从，扭曲成了带有侦查使命的潜伏。她需要看清，仿佛看清了，就能理解，就能解脱，或者就能找到某种可以依凭的“真实”，哪怕那真实是残酷的。

然而，这自我构建的、带着悲壮色彩的“潜伏计划”，很快就被现实轻蔑地碾碎了。

约定的“下下次”并没有到来。那天，她独自打车到了那处所在，在料峭的风中站了许久，才用钥匙进去。

洛桑。圣诞节。美人，李瑞华。

钱乐欣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防爆灯的光毫无温度地泼洒下来，将她照得无所遁形。她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什么斯德哥尔摩症，什么看清真面目，什么下下次……她以为是一场双方默认的、黑暗的拉锯战，其实只是对方日程表上一个可以随时被更优选项覆盖的空白格。她甚至连被爽约的愤怒都难以凝聚，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冰冷的虚无。原来她连持续被“劫持”的资格，都并不稳固。

那之后，日子像结了冰的河面，看似平静，底下却是僵死的凝固。直到那声枪响，隔着千山万水，穿透一切，精准地击中了她。

钱景尧，她的父亲，死在一颗子弹下。额头正中央，一个干净利落的血窟窿。钱乐欣知道，不可能是简单的纠纷。她父亲周旋了一辈子，像最老练的鼹鼠，善于在复杂的地道中保全自己。能让他以如此具有仪式感的、决绝的方式死去的，只能是超越了一般规则的力量。

她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就将目光投向了谭笑七。那个曾“不经意”问起父亲行踪的男人。那个在圣诞轻易将她抛之脑后的男人。所有破碎的线索——防爆灯、通道、屈从的夜晚、父亲的行程、爽约的羞辱，在这一刻，被那颗子弹强行焊接在一起，构成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图景。这不是证据，这是一种骨子里的确信。这起刺杀和谭笑七脱不了干系。

在巨大的、几乎将她撕裂的悲痛和恐惧中，一个更加冰冷、更加私人化的念头，幽灵般浮现：她遗憾地认为，要是父亲平安无事，自己大概率会在孕期后续的时间里，呆在谭笑七身边。

这个认知让她自己都感到战栗。它剥开了之前所有关于“斯德哥尔摩症”、“看清真面目”的自我分析，露出了更赤裸的真相：那看似扭曲的依赖，其根基并非心理症候，而是最原始的、对暴力的恐惧和对亲近之人安全的担忧。父亲是她与世界之间最后一道脆弱的屏障，也是谭笑七手中可能握有的、最有效的筹码之一。只要父亲安好，她或许就会继续那自我说服的循环，将屈辱解释为必要代价，将掌控误解为某种扭曲的关注，继续待在那被防爆灯照亮的通道里，等待下一次，下下次。

而现在，屏障碎了。子弹不仅夺走了父亲的生命，也彻底击碎了她留在谭笑七身边的“大概率”可能。恐惧的根源被暴力本身斩断，留下的，除了废墟般的悲伤，竟还有一种诡异的、带着血腥味的“自由”。

她不再需要思考下次如何看清他的真面目。

真面目，已由那颗子弹，淋漓地书写在了父亲的额头上。而她，站在鲜血绘就的真相面前，再也没有了回头的路。那就是先安心生下孩子，把他或她抛给谭笑七，然后对智恒通进行疯狂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