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的下午四点，是巴塞罗那时间的上午九点，两个城市距离5370英里，8640公里，谭笑七在王英公司那年，代替王英去过一次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的晨光，总是来得比北京迟一些。许玉婷住在格拉西亚区边缘一栋老式公寓的四楼，窗户朝着窄巷，对面阳台上常年晾着洗净的彩布，在带着咸味的海风里翻飞。这间公寓不过五十平米，客厅兼作诊室：一张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枣红色中式木桌摆在中央，上面整齐地放着铜质脉枕和针盒；靠墙的书架塞满了《黄帝内经》《伤寒论》的西班牙语译本，间杂着几本翻皱的西语教材。里间是母女俩的卧室，墙上钉着女儿幼时画的蜡笔画——歪斜的太阳下有两个牵手的人，旁边写着她还不熟练的汉字“妈妈”“爸爸”。

她工作的“东方和平中医馆”位于扩展区一条僻静的街上。每天早晨九点，她穿上白大褂，用酒精棉细细擦拭银针，接待的多是本地中老年病人。有位患偏头痛的老太太每周三准时来，许玉婷为她做头部针灸时，老太太总用加泰罗尼亚语絮叨着子女的琐事。诊室里弥漫着艾草燃烧的温苦气息，混着窗外面包店飘来的黄油香。有一次，一位西装革履的华人男子推门而入，张口便问：“听说这里有北京来的大夫？”她捏针的手指微微一颤——那口音太像王英老家的腔调。后来才知道对方只是慕名来治腰痛，扎完针留下二十元比塞塔，比塞塔一词来自加泰罗尼亚语的“小钱”，在纸币边缘被她的手汗浸得微微潮湿。

接女儿来巴塞罗那是三年前夏天的事，那时王小虎十五岁。女儿到了之后，进了住处附近一所公立中学。第一天放学，小姑娘攥着被撕破的作业本回来，上面有同学用蜡笔写的“china”，后面跟了个她看不懂的鬼脸。许玉婷连夜缝了个加泰罗尼亚旗帜图案的书包挂饰，第二天送孩子到校门口时，用生硬的西语对老师说：“我女儿会唱《小鸟，小鸟》。”——那是学校里教的儿歌。渐渐地，王小虎带回了画满红勾的听写本，也开始在饭桌上冒出“pa amb tomàquet”这样的本地词汇。母女俩的晚餐通常很简单：电炉上炖着番茄牛尾汤，配上前一天买的长棍面包。许玉婷会特意多撒些香菜——女儿总说这味道像奶奶以前做的羊肉汤。

每个周日下午，她们会坐L3线地铁去旧港散步。王小虎总指着停泊的帆船问：“爸爸是不是小钱坐这样的船来看我们？”许玉婷就望向地中海灰绿的水面，想起王英最后一次寄钱时附的简短留言：“春节后安排你们回来。”信纸最下方有个模糊的印迹，像茶杯底蹭上的圆痕，又像一滴眼泪。

此刻，许玉婷锁上公寓那道深绿色的木门，门框上有王小虎用铅笔悄悄画下的身高线。最新的一条旁边标注着“15岁”，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快到妈妈肩膀了。”她提起那个跟了她四年的灰色行李箱，轮子碾过拼花地砖的缝隙时卡了一下——就像一年多前那个搬空的公司、断掉的钱款、变成空号的电话号码，在她生命里留下的那道坎。

去机场的巴士沿着对角线大道行驶，圣家堂的塔吊在晨雾中逐渐清晰。王小虎趴在车窗上，突然用西语轻轻哼起学校里学的圣诞颂歌。许玉婷握紧女儿的手，触到她指尖上因练汉字而留下的小茧。行李箱里除了衣物，还有她行医资格证的公证件、三盒未拆封的艾条，以及一本用透明胶粘补过封面的《西汉字典》——扉页上有王英多年前的笔迹：“给小婷，看看世界。”墨迹已晕开成一片淡蓝的云，仿佛随时会从纸面飘走，飘进巴塞罗那永远晴朗得近乎虚幻的天空。

一九七四年的冬天冷得刺骨。北京西直门中医医院的产房里，许玉婷在阵痛间隙听见窗外隐约传来的批斗口号声。走廊广播正播报着运动的新进展，护士们压低声议论着西沙海战的消息。凌晨三点二十分，女儿的第一声啼哭压过了远处高音喇叭的嘶吼——这一天是农历癸丑年腊月三十，公历一月二十三日。

“属牛啊。”王英赶来看女儿时，大衣肩头还落着未化的雪，“按老家的规矩，得叫王小牛。”

许玉婷虚弱却斩钉截铁：“不好。”她想起医院里那些被贴大字报的同僚，只因“名字有封建残余”就被拉去游街。“牛”字在这年月里，也太朴实、太沉重了。

她望着襁褓中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忽然想起在东北下乡医疗时见过的一只小虎崽，眼睛亮晶晶的，即使蜷在笼子里也带着股不肯驯服的神气。“叫小虎吧，”她说，“虎虎生威，比牛强。”

王英怔了怔，居然笑了：“行，虎也好。属牛叫虎，说不定能补足胆气。”

他们不知道，同一时刻，这个国家在动荡中摸索着方向。而西直门这间产房里，一场关于名字的微小抉择，成了许玉婷为数不多能赢的战役。

王小虎五岁那年，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牛肉”二字的分量。

那是一九七九年初，王英托人从内蒙古弄来两斤冻牛肉，用厚报纸裹了三层藏在公文包里带回家。许玉婷在筒子楼的公共厨房里炖了整整一下午，花椒、八角的香气压过了隔壁家的白菜炖粉条味。王小虎扒着门框，看母亲小心翼翼撇去浮沫，像在进行某种神圣仪式。

“妈，为什么牛肉这么香？”

许玉婷没抬头：“因为难得。”

后来王小虎才知道，那两年北京城里，猪肉凭票每月半斤，牛肉更是稀罕物。父亲那包牛肉，是用两条“大前门”香烟换来的——那是王英升任副处长后的特供烟，他舍不得抽，存了小半年。

那天晚上，三口人围着蜂窝煤炉子，就着一小锅土豆烧牛肉吃了晚饭。王英把最大的一块夹给女儿，自己只舀汤汁拌饭。许玉婷看着丈夫眼角新添的皱纹，忽然觉得这肉香里混着某种说不清的苦涩。

一九八一年的电影院里，七岁的王小虎哭得稀里哗啦。

银幕上，《沙鸥》里的女排运动员面对教练递来的牛肉，满脸抗拒。教练说：“你必须吃，为了训练需要。”沙鸥终于含泪咽下切成小块的牛肉。

散场时，王小虎扯着许玉婷的袖子：“沙鸥真傻，牛肉多好吃啊。”

许玉婷摸摸女儿的头，没说话。她想起去年王英第一次夜不归宿，说“单位加班”。后来有人在朝阳剧场看见他和一个年轻女孩并肩走出来，女孩手里捧着纸包的糖炒栗子，笑得眼睛弯弯。

回家的公交车上，王小虎靠着车窗睡着了。许玉婷望着窗外飞逝的“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标语，忽然理解了沙鸥为什么不爱吃牛肉——当某种食物被赋予“必须吃”的使命时，再美味也成了负担。就像婚姻，当它变成“必须维持”的责任时，再多的温存也只剩疲惫。

此刻，在前往巴塞罗那机场的路上，王小虎忽然问：“妈，你说爸爸现在吃什么早饭？”

许玉婷一愣。她想起王英最讨厌西式早餐，总说面包牛奶不顶饱。以前在北京时，哪怕再忙，他也要在街口摊子买套煎饼果子，多放葱花，不要香菜。

“可能，还是煎饼果子吧。”

“海市也有煎饼果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