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这个象征，在阴沉的天空下，看起来更像某种冰冷的警告。

他掐灭烟头，踩进门口的泥泞里，推门进去。

门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戴着厚厚的眼镜，坐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后面。看见维尔纳进来，眼皮都没抬一下。

“找谁？”

“郝普特。”

“有预约吗？”

“有。”维尔纳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简单几个字：B2-17，下午三点。

老头接过纸条，看了看。

“地下二层，走到头左转，第十七号房间。”他指了指楼梯口，“别走错了。”

维尔纳点点头，沿着昏暗的楼梯往下走。

地下二层比地面更冷，走廊里只有几盏昏黄的灯泡，墙上贴着褪色的标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十七号房间的门是铁制的，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小的观察孔。维尔纳敲了敲门。

“进来。”

他推门进去。

房间不大，天花板很低，四周堆满了档案柜。一张长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桌上摆着几盏台灯，灯光把三个人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郝普特坐在桌子的一端，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旁边是沃格尔律师，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深色的三件套西装，手里拿着一支钢笔，正在翻阅一份文件。

第三个人维尔纳没见过。

那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穿着灰色的外套，脸色苍白，眼神锐利。他靠在墙边的椅子上，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言不发地盯着维尔纳。

“坐吧。”郝普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维尔纳坐下，脱掉外套搭在椅背上。房间里很闷，暖气管发出咝咝的声音。

“这位是外交部西欧司的科尔曼同志。”郝普特介绍道，“他负责跟西德那边的秘密联络。今天的事情，需要他在场。”

科尔曼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开门见山吧。”郝普特从桌上拿起一个牛皮纸袋，抽出五份档案，一份一份摊开在桌上，“西德政府通过秘密渠道，提出要赎回五个政治犯。这是名单。”

维尔纳凑近了看。

第一份档案：照片上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眼镜，表情严肃。

“汉斯·穆勒，三十四岁，航空工程师。”郝普特说，“1960年试图携带技术资料逃往西德，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现在关在布兰登堡监狱。”

第二份：一个年轻一点的男人，金色短发，脸上有道疤痕。

“彼得·克劳泽，二十八岁，也是航空工程师。跟汉斯·穆勒一起叛逃的，判了十二年。同一个监狱。”

第三份：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胡子拉碴，眼神疲惫。

“马丁·韦伯，四十五岁，西德《法兰克福汇报》的记者。”郝普特的语气变得更冷，“1961年八月偷偷潜入东柏林，拍摄柏林墙建设的照片，被抓了。判了八年，关在霍恩斯施泰特监狱。”

第四份：一个瘦弱的中年男人，头发花白。

“弗里德里希·贝克，五十一岁，地下出版商。印刷反动传单，组织地下读书会。判了十年，在巴特舍讷贝格监狱。”

第五份：一个穿着神父袍的老人，脸上满是皱纹，但眼神坚定。

“汉斯·韦伯神父，六十二岁。”郝普特停顿了一下，“组织地下逃亡网络，帮助二十多个人越境。判了二十年，也在布兰登堡监狱。”

维尔纳把五份档案看了一遍，抬起头。

“西德那边出多少钱？”

“每人十万西德马克。”科尔曼开口了，声音很低，“总计五十万。”

维尔纳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

十万一个人。

这个价格是官方标准的两倍半。

“为什么出这么高的价？”他问。

“因为这五个人都是重点目标。”科尔曼说，“两个工程师掌握航空技术，西德很想要。记者是他们自己的人，必须捞回去。地下出版商跟西德的文化界有联系。至于那个神父——”

他停顿了一下。

“神父是关键。他组织的逃亡网络，帮了很多西德政府想救的人。西德那边点名要他。”

维尔纳点点头，看向郝普特。

“官方怎么说？”

“同意了。”郝普特说，“外交部、司法部都批准了。这是'人道主义释放'项目的第一单，必须做好。如果成功了，后面还会有更多单子。”

“文件准备好了吗？”

“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沃格尔推了推眼镜，把一叠文件推到维尔纳面前，“司法部的特赦令、内政部的出境许可、外交部的人道主义批文。所有手续都齐全了。”

维尔纳翻了翻文件，都是正式的公章和签名。

“提人的时间？”

“越快越好。”郝普特说，“西德那边催得很紧。最迟下周完成交接。”

“交接地点呢？”

“黑尔姆施泰特-马里恩伯恩检查站。”科尔曼说，“西德方面会派人在那边等。你负责把人送到边境，核对身份，确认付款，然后放行。”

维尔纳靠在椅背上，点燃一根烟。

“听起来很简单。”

“理论上是。”郝普特说，“但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郝普特和沃格尔对视了一眼。

“那个神父。”沃格尔说，“他可能不愿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