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郝普特约维尔纳在一家隐蔽的小酒馆见面。

这是东柏林郊区的一个工人社区，酒馆很小，装修简陋，来喝酒的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没人会注意到，两个穿着普通外套的男人在角落里低声交谈。

“事情定下来了。”郝普特压低声音，“外交部决定启动'人道主义释放'项目，用政治犯换西德的外汇。”

维尔纳端起啤酒杯，喝了一口。

“谁负责？”

“我。”

“中间人呢？”

“你。”郝普特看着维尔纳，“他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用你。我推荐了你，说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维尔纳放下酒杯，没有表现出意外。

“条件呢？”

“三个条件。”郝普特伸出三根手指，“第一，绝对保密。这个项目不能让国内知道，所有操作都要在地下进行。第二，所有交易必须通过官方渠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私下搞。第三，你要接受严格监管，每笔交易都要报备。”

维尔纳点点头。

“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政治犯交易从此合法化了。你不用再担心被抓，因为这是官方项目。但同时，你的自由度也降低了，必须按照规矩来，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

“监管的力度有多大？”

“很大。”郝普特说，“冯·布朗那边要求，你的所有联络人都要登记备案。如果你接触了不该接触的人，他们有权随时中止合作。”

维尔纳沉默了几秒，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

“报酬呢？”

“官方给你的报酬不多。”郝普特压低声音，“每释放一个政治犯，你可以拿到两百马克的'协调费'。”

“两百？”维尔纳挑了挑眉毛。

“我知道不多。”郝普特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意味，“但是，维尔纳，你应该明白，真正的利润不在明面上。”

维尔纳放下酒杯，看着郝普特。

“说清楚点。”

郝普特凑近了些，声音更低。

“官方规定，每个政治犯的'赎金'标准是四万马克。但这只是给西德那边的报价。”他停顿了一下，“实际操作中，你跟西德谈判，谈到五万、六万、甚至十万，都是你的本事。多出来的部分，就是你的。”

维尔纳的眼睛亮了一下。

“官方不管？”

“只要账面上够四万马克，上面就不会问。”郝普特说，“而且，释放手续需要时间，这期间，政治犯的'安置费'、'护理费'、'文件费'——这些都是灰色收入，可以自己定价。”

“还有呢？”

“外汇兑换。”郝普特的笑容变得更深，“西德付的是马克，但官方收的是按固定汇率计算的。黑市汇率比官方汇率高三到五倍，这中间的差价——”

“我明白了。”维尔纳打断他，嘴角扯出一个笑容。

他确实明白了。

表面上，每个政治犯他只能赚两百马克的协调费。

但实际上——

谈判溢价：如果官方标准是四万，他谈到八万，就能赚四万。

安置费用：政治犯释放前的看管、照料，每人至少能收五千到一万。

外汇差价：如果用黑市汇率操作，每笔交易能再赚几万。

文件手续费：各种批文、证明、盖章，每个环节都能收钱。

如果一个政治犯能谈到十万马克的价格，扣除官方的四万，他至少能赚到五到六万。

如果一个月能做十笔交易，那就是五十到六十万马克。

一年下来，就是几百万。

而且，这是半合法的。

有官方项目做掩护，有郝普特和沃格尔配合，史塔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账面上的数字够，没人会追究细节。

维尔纳端起酒杯，向郝普特示意。

“那就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郝普特也举起杯子，两人碰了碰杯。

这一步棋，走对了。

舆论施压成功，官方项目启动，他从地下倒爷变成了官方中间人。

虽然自由度降低了，但安全性大大提高。

而且，这个项目的利润空间，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这个系统的创始人之一。

历史上，东西德政治犯交易从六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累计交易了数万名政治犯，换取了数十亿马克的外汇。

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一个持续几十年的灰色产业链。

而他，现在就站在这个产业链的起点。

而且，更关键的是——

他现在掌握了一条合法的、官方认可的、连接东西德的通道。

这条通道不仅可以用来交易政治犯，还可以用来转移资金、传递情报、甚至在将来，作为他自己逃离东德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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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

维尔纳站在司法部大楼前，抬头看着这栋灰色的建筑。

墙面上挂着巨大的东德国徽——锤子、圆规和麦穗，象征着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