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败后，城内士气彻底崩溃，君臣上下更是面如死灰。

而此时，清军主力也陆续赶到，朝鲜军队无力出城再战，只好据守山城不出。

皇太极并不急于攻城，而是传令后方：

“速携红衣大将军炮及一切火器前来，为攻城做好万全准备。”

时至年底，皇太极在南汉山城西侧设立御营。

他命令麾下清军攻占汉城，搜捕躲藏的朝鲜军民，掠取财物牲畜，供给大军欢度新年。

崇祯十年正月初四，后方三顺王的火炮部队，终于抵达了城下。

得到火炮后，皇太极依旧不急于攻城，反而将御营移至汉江北岸，继续对山城实施严密封锁。

他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持续消灭朝鲜有生力量。

从十二月到正月，几路主要的朝鲜勤王军相继被歼灭，南汉山城彻底成为一座孤岛。

正月十七日，皇太极向困守孤城的李倧发出了最后通牒：

“欲生耶，亟宜出城归命；欲战耶，亦宜亟出一战。”

李倧见各路勤王军相继被灭，而自己的亲爹大明，也没有来救的意思。

再加上内无粮草，突围无望，终于放弃了抵抗的念头。

他派出使臣，表示愿意投降，对清称臣，并试探性地提出了一些保留体面的条件。

但此时，战场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皇太极手中，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更不可能得到。

为了彻底粉碎李倧的侥幸心理，正月二十二日，清军在多尔衮的指挥下，对江华岛发动了渡海战役。

朝鲜的庙社神主、世子嫔、两大君、元孙等王室人员，以及大臣家眷都藏身于此岛。

江华海峡历来被朝鲜君臣视为天堑，时值严冬，海水冰冷刺骨，海面上还漂浮着冰块，渡海难度极大。

然而，多尔衮指挥清军，利用红衣大炮的掩护，强攻江华岛北面的甲串津渡口。

朝鲜水军本欲出击拦截，不料海水突然退潮，朝鲜水军被困在了距离甲串津数百步外的海域无法动弹。

多尔衮趁机率军猛攻，迅速拿下甲串津，成功登陆了江华岛。

岛上的守军全军覆没，藏身在此的朝鲜王室成员、宗室、以及众多大臣的家眷，全成了清军的俘虏。

后方沦陷，家眷尽数落于敌手，南汉山城中君臣战心尽失。

正月二十三日夜，清军将红衣大炮等推至前沿阵地，对南汉山城进行了猛烈炮击。

史载：

“炮丸大如鹅卵，或有如小儿头者，能飞越冈峦，乱触宫墙。”

“声震天地，昼夜不绝，城中之人比比中死，堞所触皆崩溃，人心因此大汹。”

在火炮的威胁下，李倧再也顾不得任何条件，连夜派出大臣，向皇太极呈上了降书，只求保全姓名。

皇太极接到降书后，宣布赦免李倧“不尊王化”之罪，同时又提出了十一项条件：

一、朝鲜必须立即缴纳明朝颁赐的所有诰命、册印，彻底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停止使用明朝年号，尊奉大清为正朔。

二、朝鲜国王需将世子及另一名王子送往大清为质，朝鲜各大臣亦需派遣子弟入质。

三、朝鲜有义务协助清军攻打明朝，当前的首要任务，便是配合清军攻取皮岛。

四、每逢大清皇帝寿辰、元旦、冬至及皇后、皇太子诞辰，朝鲜须依照昔日朝贺明朝的礼仪规格，遣使奉表朝贺。

五、凡被清军俘获后渡过鸭绿江的朝鲜人，若逃回朝鲜，必须遣返给清朝，不得收留，但允许其家属出资赎回。

六、朝鲜王室需与清朝宗室贵族联姻，以固“盟好”。

七、朝鲜不得再修缮任何新旧城池、城墙及堡垒。

八、朝鲜需将境内所有瓦尔喀人送还大清。

九、允许朝鲜继续与日本进行贸易，但朝鲜有义务协助大清与日本建立联系。

十、禁止朝鲜与图们江外的瓦尔喀人进行贸易，若发现此类人员，须逮捕并移交清朝。

十一、朝鲜每年需向大清缴纳巨额岁贡，具体品种数量再行商议。

当李倧看到这份条约后，气得差点没晕过去，这和亡国有什么区别？

见此情形，朝鲜群臣纷纷上书劝谏道：

“称臣奉朔之后，则更无可为之事。”

“今日之势，少无以兵力，击却之路，亦将奈何哉？”

“今日之权，都在于彼，势难争阻矣。”

大概意思就是，事已至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除了接受，别无他路，至少还能保全宗庙社稷和李氏王统。

大臣们愿意给台阶，李倧也并非不识好歹之人，于是便应下了皇太极的所有条件。

正月三十日，在汉江边上的三田渡，两国举行了受降仪式。

朝鲜国王李倧脱下王袍，身穿表示罪臣的青色布衣，向端坐在黄罗伞盖下的皇太极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

随后，他又在那份满是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盖上了朝鲜印玺。

这场战争，清朝方面称为“丙子之役”；而在朝鲜历史上，则被称为“丙子胡乱”。

而这份条约，则被称之为《南汉山城条约》、《丁丑条约》。

至此，自诩为“小中华”的朝鲜，正式脱离了两百余年的明朝藩属体系，沦为了大清的藩属国。

丙子胡乱和《南汉山城条约》对朝鲜的影响是深远且致命的。

政治上，朝鲜被迫屈从于清朝，权威受损，陷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屈辱期。

经济上，巨额的岁贡成为朝鲜人的沉重负担，严重损耗了国力。

军事上，不得修筑城防的条款使其门户洞开，国防完全依赖于大清。

更重要的是，朝鲜与明朝的传统纽带被强行割裂，其文化上的“尊明攘夷”思想被彻底打断，从而形成了长期的内在矛盾和痛苦。

而对于大明而言，朝鲜的改藩易主，同样也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三重打击。

从政治上看，大明“天朝上国”的宗藩体系彻底崩塌，国际声望一落千丈。

大明以“宗藩制度”构建东亚国际秩序，朝鲜则是明朝最核心、最忠诚的藩属国。

自洪武年间确立宗藩关系以来，朝鲜始终“事明唯谨”，定期朝贡、使用明朝年号、尊明朝为“正统”，是明朝宗藩体系的标杆。

而朝鲜对大明的忠诚，则是大明天命所归的重要证明。

周边的如琉球、安南等，均以朝鲜为范本，认可大明的“天朝上国”地位。

如今，朝鲜改藩易主，等于向全东亚宣告了明朝天命已失的消息。

此后，琉球、安南虽未立即改藩，但对明朝的朝贡频次大幅减少，甚至还暗中与清朝接触。

大明的宗主权威，名存实亡。

而大明内部，更是乱了起来。

明朝的士大夫阶层，长期将朝鲜视为文化盟友，朝鲜的改藩，则让明朝官员、文人产生了“唇亡齿寒”的绝望感。

如翰林院编修杨廷麟，就曾在奏疏中痛陈道：

“朝鲜，我之藩篱也，今藩篱破，而天下人心摇矣！”

这种“正统崩塌”的焦虑，进一步加剧了明朝内部的党争与官员的离心。

从经济上看，辽东守军的粮食、部分依赖从朝鲜经海运输入，而战马则多从朝鲜采购。

朝鲜改藩后，清朝严禁朝鲜与明朝贸易，辽东守军只能完全依赖内地，转运粮食。

而明末时期，大明与朝鲜的海上贸易十分活跃，比如山东登州与朝鲜釜山的贡市。

明朝从中收取的关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补充。

朝鲜改藩后，明朝也失去了这部分关税收入，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崩溃。

对此，山东巡抚就曾奏报“登州关税岁减十万两，军饷无措”。

从军事上看，明朝则是失去了东北侧翼屏障，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

此前后金攻打明朝时，始终会担心朝鲜联合东江镇，袭扰后方。

而经此一战，皇太极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集中全力对付大明。

大明皮岛等海外据点变得岌岌可危，来自朝鲜的粮食、兵员等潜在支持也被切断。

辽东战线压力陡增，整个帝国的东部沿海乃至京畿地区，都直接暴露在了清军的兵锋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