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用一拉克揽下这活，后面的花销很可能超出预算，那扎米尔再伸手向沙基尔要钱就显得难堪了。

干他们这行，十万卢比已经是高价。其中还有部分要给实际动手的萨蒂什他们，最后还要留五万卢比贿赂警方。

好在沙基尔从来不设固定的价格，活动经费的多少与任务的难易成正比，扎米尔可酌情多需多取、少需少取。

“黑帮在这点上有求必应。”扎米尔说。

“那你来迪拜之后呢，收入怎么来，又怎么生活？”玛丽问。

“大哥会给我们钱。”扎米尔十分自豪的摆摆头，他口中的大哥自然是沙基尔。

扎米尔深感达乌德帮的慷慨，他和沙伊布等人合租公寓，年租金是三万五千迪拉姆，大致相当于二十五万卢比。

他有自己的洗衣房、电视机、立体音箱，甚至还有卫星电话，每月的电话费高达七万卢比。此外，任何他的家人需用的开支，譬如筹办婚礼，都会由沙基尔第一时间送达。

扎米尔估算了一下，把他安顿在迪拜，每年要花掉沙基尔十八拉克。

所以尽管厌恶迪拜，扎米尔仍旧尽心尽力，他把两百手下留在了孟买，自己则在迪拜远程指挥，策划刺杀行动、安排逃逸线路、制定应对警方审问的策略（如果杀手被捕的话）。

他用铅笔列出各种图表，帮助自己更好地审视孟买的局势。

“可惜萨蒂什死了，”扎米尔灌了口酒，“我本来打算这个月把他弄来迪拜，结果他被联合会的人枪杀在仓库。”

“你会为他报仇吗？”玛丽问。

“当然！”扎米尔毫不犹豫的回答，“不过要等大哥下令，他不发话，我们都不能擅自行动。”

啤酒喝完了，他们打算换一个地方继续。空气湿漉漉的，一家夜总会的门口林立着舞女的招牌。

扎米尔和卡鲁纳拐进夜总会解手，卡鲁纳走向小便池，扎米尔进了边上的隔间，这是两个异性恋上公厕的不成文规定。

结果扎米尔很快又把门打开，快步走了出来。

“有蟑螂。”他说，这个孟买曾经的黑帮大佬被吓得落荒而逃。

卡鲁纳果然看到地上有白蟑螂，一瞬间他差点忍不住笑出来。

夜总会的二楼被分成了两个隔间，音乐声不绝于耳。

“巴巴羊音乐！走过路过，莫要错过。”门童邀他们进有加扎勒诗歌手驻唱的房间。

“印度舞！看一看瞧一瞧咧。”另一个门童不甘示弱，招呼他们进有舞娘的啤酒吧。

两人竭力推销着：“这边请！这边请！”

扎米尔毫不迟疑地进了有印度舞女的房间，玛丽和卡鲁纳紧随其后。

说是啤酒吧，委实挂羊头卖狗肉。

酒吧里鲜有客人，录音机里放着印侨才喜欢的老歌，比如《他骗走我的心》，又比如《我们的情书》。

从孟买来的胖姑娘入乡随俗，穿着阿拉伯妇女的裤装端坐在舞台上，她身边的干冰机徒有其表。

“在孟买的时候，每个酒吧都坐着那么几个犯罪科的警察，要是没有保镖环绕，我休得安宁。”而在这个奇特的国度，几乎没有人知道扎米尔究竟是谁。

他逃离孟买，安全无虞，却也和流亡没什么差别。

某种冥冥之中的力量阻碍着他回家，如果扎米尔硬要回去，他一出机场就会没命，要么是被警方偶遇，要么是被小拉詹暗杀。

所以他不得不在他所厌恶的国家待下去，在每一个夜晚坐在客厅看全印电视台的节目，好一解思乡之苦。

他梦想着再次搭乘米拉路上的火车，但现实只允许他吹嘘孟买的那五十五座天桥，在一次又一次和手下的通话中亲自下令，一点一点毁掉让他魂牵梦萦的故乡。

三个月后，扎米尔或许会前往卡拉奇、又或者曼谷，不论去哪里，总之那会是比迪拜更令他痛恨的地方。

他说在迪拜，至少人们还算守规矩。

被流放的扎米尔属于很特殊的难民类型，他不是政治难民，也不是经济难民，而是罪犯难民。

回到酒店，卡鲁纳显得十分兴奋。他大感不虚此行，原来达乌德帮的上层在海外过的是这种生活。

“只做出纪录片太亏了！老板，我们应该把这些素材改编写成电视剧、电影！人们会喜欢的，他们对黑帮既恐惧又好奇，这些影视作品可以让他们在安全的环境下，一窥其中奥秘。”

“你觉得呢？”罗恩问玛丽。

“大有可为，我们甚至能拍很多季。”

“好，这件事你们自己研究。”

罗恩有些感叹，流亡迪拜的黑帮，过的委实不怎么样。

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孟买的帮派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因为它的核心不是黑道的彼此厮杀或黑白两道的生死较量。

它的核心是别着毛瑟枪的青年试图利用政治、改写命运、对抗历史。

它的核心是割命，而奠定割命道路的是一场接一场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