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少龙叹了口气，道：“大王，我已经后悔出这个点子了，投入巨大，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可是清儿热情很高，根本不考虑赚钱，我怕我最后会成为穷光蛋。”

秦王哈哈大笑，道：“少龙当初拿着纸和盐的秘方送给寡人时，是何等的豪气，怎么现在这么小气了？”

项少龙道：“大王，纸和盐送给大王，我项少龙虽然没有赚到钱，但是这项技术是赚钱的，可是这印刷术在谁手里都没法赚钱。技术的发展可以推动时代的进步，可是想让人们钻研技术，就一定要让技术可以盈利，利益就是技术进步的动力。不能盈利的技术会被淘汰。印刷术对于文明的传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只是现在读书识字的人太少，要是天下人都识字，我不只不会赔钱，还能日进斗金。”

项少龙偷偷看了秦王一眼，普及文化，涉及到国家政策和贵族的底线，他不敢明目张胆的提出来，只能点到即止。

这个时代的人不知道世界有多大，西方还有与我们不同种族的人，当他们发展起来以后，会是我们的灾难。作为统治阶级，他们认为愚民政策可以让政权稳定，如果百姓比贵族还聪明，那数量那么少的贵族还怎么管理这個国家，岂不是要天下大乱？至于民族发展，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也还没有形成民族的概念。

秦王笑道：“天下人都读书识字，怎么可能。就让琴太傅折腾折腾吧，实在赔的厉害就关了，以少龙和琴太傅的财富，饿不到的。”他是知识垄断的既得利益者，怎么能轻易向百姓开放知识。

项少龙很想提出义务教育，开办学校，有了纸和印刷术，为普及教育提供了便利。秦王要是能同意，最好把印刷厂也接过去，普及教育、传承文明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可看秦王连深谈的意愿都没有，可见要改变这种贵族、世家愚弄百姓的时代是任重道远啊。

吕不韦听说了印刷厂的事，也来找项少龙想出版他的《吕氏春秋》。当然，他知道项少龙很赔钱，也就没好意思让项少龙为他再往里搭钱，人工、成本都自己出，他也不差钱，要的就是名。

项少龙虽然和吕不韦不对付，但也没有拒绝。

《吕氏春秋》的观点虽说与现在的秦国以法治国格格不入，但好歹也是一部传世经典，当前天下未定，法制让秦国强大。可是当天下一统后，再严苛峻法，只怕也是亡国之道。

秦国因变法而强大，可以说适应了时代。商鞅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有经天纬地之才，可是和秦孝公一番谈唠，发现秦国这种野蛮人不适合“帝道”“王道”，只适合“霸道”，所以为了迎合秦国的性格，制订了严酷的法律，以奸民统治良民，最后连他自己也死于自己制定的律法，作法自毙。

但秦国却以此飞速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车，一跃成为天下霸主，在统一的道路上，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无敌。可是统一之后，天下的形势已经变了，可大秦帝国还是死守着酷法。这个战胜了李牧、廉颇、乐毅、田单、孙膑、吴起、战国四君子的强大帝国，却被陈胜、吴广两个泥腿子撬动了帝国的根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就说“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就像苏联，战争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使它赢得了战争。可战争结束了，它还搞这一套，只用了半个世纪，就让这个空前强大的国家轰然倒塌、荡然无存。《吕氏春秋》里也说：“时移世易，变法宜矣”。

项少龙确实推崇法制，却反对酷法，仁义道德虽只是理想，却也是法制背后的基本精神。他一直想对政太子施加影响，想改变他的残暴，目前看来，效果一般，秦君的残暴似乎是基因里带来的，这些贵族也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

韩非子出身王族，师从大儒荀子，精通道家思想，又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会贯通，成为天下名士。他在《韩非子?五蠹》中提到五种人无罪也该杀：学者（儒以文乱法），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侠以武犯禁），患御者（贵族门客），工商之民（商人、手工业者）。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是社会的蛀虫，把他们都杀了，只留下文盲农夫种地，文盲士兵打仗，就天下太平了。这样的文章居然被秦始皇奉为经典。

项少龙来自二十一世纪，他自认为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可也做不到草菅人命，他清楚什么是“人权”，什么是“人道”。法律的初衷应该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可这个时代的法律却是为了维护统治，欺压百姓，他们把“官”与“民”分得很清，这也是为什么纪嫣然对法制一道心存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