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说到宋朝包括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荣，除了包括商业外，还包括学术方面的碰撞，可以说那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西学东渐浪潮，中国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再次接触，可以说产生了及其剧烈的化学反应。

而这里面离不开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翻译了，在那时，翻译可以说作为沟通文化间交流的中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次翻译首先由科技方面，后来漫延到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领域，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元朝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有比较密切的外交活动，1516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基本上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并且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科技领域出现了许多重大发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伽里略发明望远镜，英国科学家对人体血液循环的发现，等等，都远远超越中国。

而此时中国封建文明经历唐宋时期的高峰时期，封建文明进入没落时期，再加上南宋以来新儒学长期排斥禁锢人们的思想，佛学过于虚幻，已经逐渐失去其优势，明朝中期王阳明的心学、东林学派追求的实学为人们冲破以往的思想禁锢和追求西学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

恰好此时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明，西学在国内传播可谓迎合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封建士夫中的开明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西书，促成了中国翻译高潮。

其次，到了明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的撰写，提倡实验与切身实践，人们的科学方法开始变化。

而且，需要说明，当时担任翻译任务的外国传教士都有很深的科学造诣。

他们为了完成自己的圣命，往往采取“调适与会通”策略，归化中国知识分子，寻求与中国士大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合作，翻译中国急需的科技书籍，达到其传教目的。

“教士之门中国也，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

后来逐渐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翻译队伍，他们以开启民智，倡导民权，振兴中华，驱逐外夷为已任。

这个阶段的翻译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明朝以前的翻译活动;明朝晚期至鸦片战争期间的翻译活动;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后的翻译活动;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翻译活动。

柳治徵将这段历史归纳为中国近代文化史，这个时期的翻译史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占主流地位的诗学影响较为明显，也是翻译发挥其社会功能最充实最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那就是唐宋之时，我国国力强大，科技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古代的四大发明使我国在军事、印刷业、造纸业、航海领域都比欧洲早四五百年。

因而早期翻译倾向于对异域思想文化的吸取，但是佛经的翻译也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达做出贡献。

像是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各，译经传入印度之医药”。

现在收录在大藏经里的佛教医书有二十一部，而且天竺医学的八种方术也通过翻译传入我国，对我国的古代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孙思邈的千金方就吸取了老婆龙树的药方，我国古代用金针治眼疾的方法也得自印度僧人。

我国最早翻译介绍天文知识的佛经是安世高译的舌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又称舌头谏经或虎尔经。

而且佛经翻译也为我国送来了印度的历算书籍，如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算法、婆罗门算经、摩登伽经说星图、西门俱摩罗秘术占、婆罗门阴阳历算、婆罗门天文八种，据唐书历志记载，瞿昙悉达于开元六年当太史监，他在开元年间编著开元占经时将印度古历九执历介绍过来。

九执历有许多希腊天文学成份，如圆周划分360;60进位制计算法;太阳周年视运动远地点;推算月亮视直径大小变化之法;黄道坐标;正弦函数计算法及正弦函数表都是我国传统天文学体系没有的。

此外，九执历还介绍印度的数学知识，其中就有我国后来的笔算法，宋建隆四年四月钦定应天历，鲁穆国来中国，又为我国引进了阿拉伯天文知识，宋人据此修撰应天历，使用阿拉伯明食和五星制度计算法考核明食和五星制度;将每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点以击钟为节，更以击鼓为节。

第二时期是公元十一到十二世纪，蒙古帝族贵族铁木真率部统一周围的其他部落，于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帝国。

铁木真被各族拥为成吉思汗，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征战扩张，其领域横跨欧严两大陆，到忽必烈时期达到强盛。

公元1217年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国号为大元。

公元1276年，元军攻战南宋都城临安，两年后又攻占广州，统一中国。

元朝时中国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右，南越海表”

元地理志，称世界之最。

元朝广阔的疆域为其陆海交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

元朝时政府更是遣使屡次招谕海外诸番，随着航海的发展，元明时期官方与海外各国开始广泛贸易往来，此时，西方诸国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游世界，开始在海外寻觅新地，“而东西之接触，乃若电气之相引矣”。

柳治徵将元明时期作为近世文化史的开始。

他指出，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世、中世之区别有三。

一是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

二是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往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之历史。

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置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

三则是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

这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学术输入之渐，当先观察元、明海上之交通焉。

由此，海上交通以及文化交流为东西方学术思想第二次碰接提供了平台。

像是129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库噶丁公主之命东行至印度，经黑海，赴君士但丁，后返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又与叔父从陆路至元朝大都，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招待。

十七年后回国后马可波罗将其经历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并激发了欧洲人东行考察中国开辟新航路的欲望。

当然，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还有待考证，只是想说明当时东西方交流的确很繁荣，不然也不会有这个故事。

包括后来到中国来的有葡萄亚王子亨利及约翰二世，以及荷兰人、英法等国，并且开辟了欧洲诸国在东亚的据点，东印度公司。

航海事业的发展使元朝时人们已经知道地球的形状，及至利玛窦等至中国传教，天文、历算、地理、格致诸学大兴，而且也输入了西方的科学方法，扭转了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之风。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西学输入主要集中在地舆学、天文学、军事、科学方面。

明朝时期政府极其重视翻译与外事活动，明代接待外宾并配有翻译人员的官方机构是鸿胪寺，设卿及在右卿、左右寺丞等大小官职，总领其译事活动。

永乐年间，复设会同馆于北京，安顿外来使节。

正统六年定为南北二馆，后称“四夷馆”，培养口笔译人员，适应明政府对海外的诸蕃帮交往来。

明代翻译事业的发达，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通衢始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之潮。

柳治徵称“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