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大宋表面上富足，但底子里却十分缺钱。

打仗要钱，朝廷发俸禄要钱，赏赐功臣也要钱，皇帝修建园林宫殿，游玩出巡更是要钱。

尤其是这些年，赵佶一直在宫城的东北建艮岳，大笔大笔地往里砸钱，西北又和西夏始终处于战备状态，几乎是以整个西北的财政养兵。

在和西夏开战之前的宝元元年（1038年），陕西、河北、河东三路的财政总计五千零三十万贯，而三路的财政支出为四千八百三十三万贯，还能有两百万贯的结余。

但是到了宋夏战争开始后的庆历二年（1042年），三路立刻大幅提高税收，以达到支出的平衡，其中单单陕西路，财政收入就暴涨到了三千三百九十万贯，支出更是达到了三千三百六十万贯。开封府当年的税收也暴涨了一千万贯，支出多了近五百万贯。

沉重的财政压力不得不逼着大宋的君臣们想办法改变，于是才有了范仲淹范相公的庆历新政，从减少政府开支的角度，力求改善当时冗兵、冗官、冗费的现象，使行政效率提高。

但改革中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触及到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使得新政无法持续进行下去，于是这次改革宣布失败。

大宋就像是一家企业，继续一大笔现金，增加现金流无非开源节流，既然节流进行不下去，于是就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是不是能够通过开源来解决问题？

王安石就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他提出既然钱不够用，那政府就得通过一系列理财的手段来增加收入。

不过历史给出的结果是他所推动的熙宁变法一样失败了。

当时以司马光为首的人认为这是政府在和民间争夺财富，天下的财富就像是一盘菜，政府从中夹多了，民众手中的财富就少了，大举反对。

且不说王安石在改革中的举措是否得当，但赵楷确实是比较认可王安石开源的想法，只是介于时代的眼光，王安石没有找对方向。

正确的方向，后世一个伟人说了这么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所以，赵楷认为，司马光的想法是狭隘的，交易的本质是供需之间的关系，只要找到新的需求点，财富就能不断地流通起来，经济这个盘就会越做越大。

而发展科技就是在不断地创造新的需求点。

就比如香皂这个东西，用来洗澡绝对比皂角好多了，所以就一定会有人想要天天用它。

而香皂制作需要各种原材料，比如猪油，比如赵楷需要的碱、石灰，因为香皂和肥皂的销售，必然会增加需求，所以就会有人去多养猪，挖矿等等。

财富不就产出来了么？

所以，越是复杂的东西，经过复杂的工序，创造出来的财富就越多，想要发展经济把盘做大就必须发展科技。

对于当下的时局来讲，赵楷点科技树来获取财富也是必须的，国家如今已经入不敷出，赵佶沉醉在歌舞升平的太平美梦之中，疯狂压榨民间的财富。

待得其后数年，与辽金的大战一起，就会非常尴尬的发现，民间也没有多余的财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