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往前拉，把整条街都拍下来。”第39军政治部宣传科干事韩志华站在街边，看几个人摆弄着摄影机拍摄汉城的街道。

几天前他接到命令，陪同香港友谊影业的几位同志在汉城进行记录片拍摄，得到的指示是除少数涉密区域，一切向香港人开放，他依照命令做好陪同工作。

工作不复杂，挺轻松，几个香港人做事蛮有分寸，要做什么会事先找他沟通，得到允许才动。

几天相处下来，熟悉了，经过沟通了解到香港人要拍一部关于正在进行的战争的纪录片，据说不带主观因素，只从客观角度进行记录。

另外，还从香港人嘴里听说他们另有一批人在大邱进行拍摄，说是多视角对战争进行描述。

一连串词听起来不怎么得劲，不过管他呢，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早点送走这帮格格不入，早点回归自己的宣传工作。

这些日子天干物燥，南朝鲜特务的活动又很猖獗，他还得回去向汉城百姓做“防空、防特、防火”的三防宣传，让汉城百姓感受到志愿军的温度。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进入他国首都，照首长说的，一定要展现出中国军队的良好风采。

在街道对面，李湄戴着一副皮手套，手指间夹着烟，迎面吹来的寒风令她精神一振，也带来一丝惆怅。

汉城的天气和她老家的很像，她有点想家，老家以及香港。

她有工作在忙，却被大老板加了担子，指定为《朝鲜战争纪录片的制片人，赶来了汉城组织拍摄。

要说拍摄，她不可能比摄影师专业，大老板派她来，一是为了把人看住，别闹出什么事来，二是为了把控拍摄计划。

大老板表面上是要拍一部客观的纪录片，但实际上赚钱为先，拍摄的素材要足够多，以方便发行时进行删减。就是说，客户买了版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剪出符合需要的版本，纪录片从客观变成有偏向性。

大老板真是赤裸裸的商人，能抓住朝鲜战争的热点，这时候拍摄关于它的纪录片，抓紧时间发行，公司一定能赚上一笔。只不过他没有原则，视影片为商品，客户需要什么他就提供什么，一点电影人的坚持都没有。

“呼”

李湄吐出一口浊气，往西南方向看了一眼，在汉城有点压抑，她想早点回香港。

汉江南岸。

一个排的志愿军战士隐藏在一个小山岭上，目光注视着前方。

忽然，一个手拿望远镜的战士转脸小声说道：“排长，来了。”

“看准了吗？”

“一共12个人，其中一个穿美国佬的皮衣。”

排长拿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会，说道：“就是我们等的人，你跟我下去，其他人原地警戒。”

排长和战士走出潜伏点，立刻就被迎面走来的人发现，穿皮衣的人抬手示意手下停住脚步，他一个人往前走，只是过去几秒钟，他和排长迎面而立。

排长：“家里人都好吗？”

“全家富贵。”皮衣回答后，问道：“生意好吗？”

“赚了，六毛六。”

皮衣闻言，握拳高抬左手超过头顶，随即五指松开。

他的手下们看见，卸下背上的背包放在地上，然后立马转身走人。

皮衣递给排长一张纸，“这是货单。”

话音落下，他倒着往后走了几步，一转身，撒丫子跑起来。

排长一举手，山岭上另一个战士飞奔来到他身前，他指了指背包，战士点点头，来到背包前，一个个打开检查。

确认无误，战士冲排长点了点头。

排长再次举手，山岭上又下来十个战士，一人背起一个背包，整个队伍瞬间无声撤退。

队伍一路小心翼翼，一直到过了汉江，进入汉城市区，最早说话的那个战士说道：“排长，那些同志好厉害，能从南朝鲜搞来药。”

“注意纪律，这件事情不许讨论。”

“是。”

……

商人的嗅觉向来精明，自打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荣获电影诞生日之称号，电影就成了投资热点，不管原来是卖鸦片还是开妓院的，都来凑这个热闹。

有些本钱不足但脑子精明的商人一看卷得这么厉害，就想到了资本出海，赴尚不知电影为何物的亚洲捞金。

一位名叫阿斯顿·豪斯的英国商人到了朝鲜，找到朝鲜烟草株式会社进行合作，于1897年10月上旬前后三天在忠武路泥岘租借的棚子里，利用瓦斯灯放映共同购买来的法国百代电影的纪录短片，观众只需提供空烟盒即可免费观影。

这次事件开创了朝鲜电影之先河，之后的数年，朝鲜电影走上康庄大道，广告片大行其道，观众钱或按照广告商的要求做点事以达到观影条件进行观影。

啧啧，上杆子看广告，多么美好的时代。

正因为有了广告片这个开端，朝鲜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趋向广告功能性，卫生启蒙、度量器宣传、暖炕改良奖励、纳税启蒙、有关电的宣传等各种广告电影对公众免费播映。

1923年，朝鲜总督府递信局资助的电影《月光下的盟誓，导演尹白南不好好拍鼓励储蓄的广告，居然找妓生李月华拍了一部以故事为主、广告为辅的故事片，这算是开了朝鲜故事片之先河。

同年，东洋人早川孤舟将朝鲜古典名著《春香传抢先拍成电影，这个超级大ip被挖掘，也预示着日朝在电影上对抗的二十年。

1940至1945年的五年间，朝鲜电影几近灭亡，朝鲜情节剧的拍摄下降到了5部。与此同时，处于垄断地位的朝鲜映画制作株式会社则彻底排除电影的娱乐性，大量制作军国主义御用宣传片。

1945年，韩国迎来了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韩国电影也从日占时期的宣传性和教化性中解脱出来，恢复到原有的定位。由于理念和线路的差异，韩国电影界在解放后分化成朝鲜映画建设本部和朝鲜无产阶级映画同盟两派。

1945年12月16日，两派合并成立朝鲜映画同盟，由安钟和出任主席。朝鲜映画同盟以“清除东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废除军国主义，发展进步的民族电影、韩国电影，与国际电影的接轨”等为纲领，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制，下设制作、发行、技术和研究团体。

朝鲜映画同盟与当时的美军政府关系很紧张，其上级机构民主主义民族机构和朝鲜文化团体总联盟被美军政府定性为左派组织。

1948年，大韩民国正式成立后，该组织停止了公开活动，随即从韩国电影史上消失。

不过朝鲜映画同盟对当时的韩国电影界非常关注，提出许多争议性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主导了当时韩国电影界的潮流，比如建议政府发展韩国本土电影工业，组织针对中央映画配给社的批判运动、废除电影法运动、针对艺术行业课税过高的抗议运动等。

1949年，韩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趋于稳定，人们对民族独立热情逐渐消退的时候，韩国电影出现了一部彗星般的抒情作品《心中的故乡。

这部电影改编自剧作家咸世德的作品《童僧，是尹龙奎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观众从这部电影中可以看到细腻的表演和回避新派感伤主义的节制美。影片舒缓而平静，人物内心变化和情感的交错起伏如散文诗一般展开。影片最大的美德是始终保持着素朴和自然的风格。

此外，影片摒弃了室内搭景的传统作业方式，选择外景地拍摄。虽然摄影设施简陋，但摄影师韩滢模将闲寂美丽的山寺拍得极具情致，受到了影评家们的好评。演员的演技也同样广受好评。

此片获得了第一届汉城文化奖电影单元最佳影片。

讽刺的是，导演尹龙奎已经偷越三八线，投入了朝鲜的怀抱。他偷越倒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朝鲜具备更好的电影拍摄环境。

大哥给钱不含糊，二哥有事真上，人民军军官的生活条件杠杠的，文化宣传口子上的人小日子也不差。

相比韩国这边，电影并不受李承晚重视，从影人士也未被列入国家精英范畴，优待是没有的，汉城连丢两次，原本集中在汉城的韩国电影行业南逃两次，跑一次死一批，没死也好不到哪去，一如崔银姬这种与丈夫分离，混得惨兮兮的大有人在。

因为投资电影的资本从汉城跑到了大邱，导演、摄影、演员等等，自然也跟着往大邱跑。人一旦饿肚子，脑子特好使，嗅觉也特灵敏，一闻就能闻到哪里能找到饭辙。

就这么着，大邱成了当下的韩国电影制作中心，导演满地走，演员多如狗，能给饭吃，再给几支烟抽，吆喝一声就能攒一个剧组。

《朝鲜战争的汉城摄制小组是全员从香港带过来，大邱的摄制小组只有仨人，一个崔银姬，一个懂摄影的，还有一个是崔银姬的安保。

崔银姬从影有那么几年，但只拍了三部影片，好在她慧眼识珠接拍了当时不被看好的《心中的故乡，出名了，身边的朋友自然变多，人面也变广，由她主持剧组，一切都是最佳配置，单是摄影就配置了好几位。

李龟永、尹逢春、方义锡、韩滢模，一个个都是有一号的人物，而且都有拍摄纪录片的经验，拍的就是眼下在进行的战争纪录片，可以说专业相当对口。

正摄影之外还有副摄影，林云鹤、柳长山、曹政浩、申相玉，都是有志于往导演发展的年轻一辈精英。

崔银姬对目前的状态非常满意，在香港不用担心生命安全，也不愁吃喝，可以安心搞创作，且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剧本。尽管被派遣到大邱负责纪录片的拍摄，但这里十分安全，且翻身农奴把歌唱。

正副八个摄影，放在以前，见了哪个她都得小心奉承，现在……

她呷了一口咖啡，捻一块巧克力轻咬一口，看向另一边在享受下午茶时光的剧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