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十人有资格，并不是说二十人的条件一模一样，那么如何选拔二十人之一就大有学问、大有讲究、大有文章、大又问道、甚至大有奥秘了。

光是涉及这个选任事宜的人直接的间接的任命的推荐的就多如牛毛，而且从宋朝拉帮结派的官场来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支持人马，围绕这一个人选，不知道多少人会被卷入下场角斗。

这里面又涉及到那些人的能量大小影响大小甚至财力大小，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分外复杂。

而那些标准，怎么可能是明确的硬性的指标？许多东西都是可操作的软性内容，这就增加了更大范围的争斗，和结果的多样性，也许本来客观上只有二十人，一番操作以后，就变成了四十人。

也就是那些本来不够格的人选，他们只能征取县丞县尉一级，也来竞争县令了。

当然，如果这个县令是个肥缺，更高级的官员，也许加入进来。

根据宋代官场惯例，每一个差派官，都有五六个职阶官与之对应，这进一步增加了竞争对手。

这种庞大的竟战对手对手，被不能保证被选中的人就是最合格的人。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恰恰相反。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越离合格条件远的人他争取的越努力。

比如，别人只花一千两银子当润滑剂，他却原因拿出一百万两银子打通关节。

那么，谁的中选可能性更大，岂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

一个人如何合格是软标准，可是银子却是硬邦邦的。

这就带来一个非常恶劣的后果：劣币驱良币。

也就是优秀的好官不屑钻营的候补官员继续坐冷板凳，而那些善于钻营不走正路的人充满官场。

而这种后果就是因为庞大的官员后备人选直接而自然造成的，是皇帝该认识和解决的。

就是皇帝的错误造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好人不能就站朝堂。

相反，如果只有一个人合格，二话不说就让他上了。

省了多少事、多少钱？减少了多少麻烦？提高了多大效率？

更重要的是，这个宋朝官场的道德水准该有多大提高？

甚至皇帝的水平也会得到提高，毕竟没有奸臣蛊惑，他坏也没有方向了。

人多事多可能造成最差的人党政，这只是一个方面，人多生事才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剩下的十九个人制造了多少麻烦？

因为竞选失败，落选的人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个成功上位的县令。

从第一天开始，把他弄下去就成了大家不言自明的目标，可以预期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手段，从此就会层出不穷。从这些老对手纷至沓来，当然还有从新对手而来的攻击。

每年都有新科科考成功的新生力量加入竞争，他们也顺理成章将老一辈推进一步。

效果都是更多人来到那个县令面前，成为和他对战的有生力量。

吹毛求疵找他毛病必不可免，玩儿阴的，让他在这个世界消失，至少在大宋没有立足之地。

面临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那个县令又可以有多大精力干好本职工作？

这是从外表环境衡量。

如果从他本身来看呢？

他本来就是钻营在干上这个县令职位的，正经本事有限，圈心全意干工作估计也就是维持现状。

还地说那是在没有干扰不分心的情况下。

在宋朝的为官环境下，那个东西就别指望了。

各种因素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他觉得大概自己很难干到任期结束，更难做出成绩。

那就必须抓紧时间实现首要目标。

首要目标当然是赚钱了。赚钱的前提当然是把原来钻营的钱拿回来。

捞本和赚钱这两件事一进入他的执政目标，那就摧枯拉朽，强行推行自己的轨道。

这种机会实际不是很多，如果他不想吃得太难看，就要千方百计寻找机会。

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潜在的机会。

其实，不仅仅是王安石的变法，任何人的变法、甚至任何变动，都是有心人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持重之人有个观念，就是不要轻易变来变去，比如有个叫杜挚的曰过：“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因为政有恒则易守，法数变则奸生。

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各项法规保持不变的话，就方便遵守；而如果将它们变来变去，那必然让奸人钻空子，乘机渔利。

其实这个道理正经人应该知道和遵守，却往往不知道不持守，而那些奸人则很清楚，进而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这些人就成了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也导致了变法的必然失败。

他们制造麻烦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通过皇上制定的制度，就是整个宋朝制度基础的鉴察系统和牵制系统。

这两个系统如何设置得合宜操作得公平合理富有效率，只可以提高执政质量减少弊端的，但是它肯定是加重冗官和冗费，这是它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它和提高效率成反比。

倘若这种鉴察和牵制制度合理从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减低效率，那就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宋朝在开国之初建立制度的时候有这个初衷，遗憾的是，昏君奸臣组合破坏了任何鉴察和牵制的机能。

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败坏朝政和整个统治秩序。

因此，整个制度包括鉴察和牵制都成了昏君奸臣祸国殃民的工具，从而也成为纯粹的冗官冗费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