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党籍碑的第二个碑文一共有多少人，有说一百一十九人，又说一百二十人，但是徽宗诏旨中说是一百二十人，相关的名单却只有一百一十九人，有名单列明一百二十人，名单中的名字却没有其它史料佐证，下面是一些考证，结论是一百二十人，所差一人是元佑党人张商英，因为徽宗有旨专门为他定性，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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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宋史纪事本末》为百十九人，《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也说百九人。但是，《宋史·徽宗本纪》、李埴《皇宋十朝纲要》都说是一百二十人，现统一说法第一批入元佑党籍碑为一百二十人。根据徽宗本纪，徽宗于重宁元年九月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庚子，以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

（注二）徽宗本纪（二）中所说的一百二十人和名单所列的一百一十九人所差一人，定为张商英，因为崇宁二年，张商英列入元祐党人。根据《宋史》崇宁二年“八月戊申，张商英罢。辛酉，诏张商英入元祐党籍。”这里明确说徽宗亲诏将张商英入册元佑党籍。而第一个元祐党人籍碑120人专门网罗的是元祐党人，故张商英在劫难逃。同时，下诏立碑和下诏定张商英为元佑党人只有不到一年时间，碑文加入他一个名字应该来得及。还有，为了保证诏书的正确，在原来一百一十九人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张商英很有必要，何况这个人还是徽宗亲自下诏厘定的元佑党人。

（注三）《宋史紀事本末/卷49》九月己亥，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範純仁、韓忠彥、王珪、樑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範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範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範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蚡、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範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遊、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餘爽、常立、唐義問、餘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陳郛、蘇嘉、龔刔、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裔、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考证：这个名单虽然直接是一百二十人，可是其中的呂公亮，除了这里出现，其它史籍均无记载，他既然名列前茅，不见他的事迹绝无可能，由此可以判定这个人是错误记入这个名单，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人存在，故此这个名单的一百二十减去吕公亮，依然是一百一十九人，加上张商英才足一百二十人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