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八月十五日，魏忠贤已经离开了京城，正在赶往山西的路上，车队中有锦衣卫陪同，以表支持。朱由校将此称做协同办公，但魏忠贤这个壬人不会这样理解，他只晓得这是权力制衡：东厂与锦衣卫一起出马，权力自然是比以前大了，可是原先这个权利只属于他一个人，现在就需要分一半给锦衣卫。

当然这种理解不能算错，朱由校派锦衣卫同行自然不仅仅是帮忙那么简单，监督的意味早就跃然纸上：没办法，最近魏忠贤太飘了，不断地进行着一些无谓的试探，必须要进行打压。

打击晋商确实是发横财的一条好路子，但是这必然是不能长久的，只算是来快钱，暂时的缓解一下财政危机与赤字罢了。想真正的让大明摆脱财政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税制与户部。

在现代，如果要提到晚明的财政，那有一个人是一定绕不过去的，他就是被朱由校遗忘了许久的毕自严。直到前几日的那封奏书，朱由校才想起了这个人才，毕自严现在也已经赶赴京师了，正在会同馆歇息等待觐见。

毕自严，字景会，号白阳，淄川人王村镇西铺村人。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及第，授松江推官。先后任刑部主事、工部员外郎、河东副使、洮岷兵备参政、榆林西路按察使、右布政使。泰昌元年（1620年），升为太仆寺卿，跻身九卿之列。

辽阳沦陷后，朝廷令毕自严任右佥都御史兼天津巡抚，整备海防，与登莱巡抚袁可立互为犄角，专饬海防，修战船、治兵器、建水军，镇压河北、山东的白莲教起义。去年（1621年），天津督饷侍郎出缺，朝廷进毕自严右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催督辽饷。

在这个职务上，他干的非常不错，保证了华北兵饷的供应，没有使这些部队发生哗变。

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在后来成为了天启、崇祯年间的户部尚书，掌管全国财政。在财源枯竭、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毕自严精心协调、精打细算，支撑明朝财政近10年，功在社稷。他留下许多奏章，都是现代研究明代经济史的宝贵史料。

朱由校想在税务方面寻求突破，那就必须任用此人。

目前大明朝的税务问题是十分的严重：史治腐败，与自开国以来就没有多少改变的僵化至极的制度自不必说；官员内部有着直逼“清甘肃虚假赈济案”一般的团结与腐朽；而且明朝不像满清，它是踏实实实在在的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一一通货膨胀。

从马后炮的角度上来看，大明的财政税收制度本身就非常奇葩，大明的户部并不是一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规划机构，而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部门，他甚至奇葩到拿出现在的任何一个小会计，看了一眼都要气得吐血。每一个有财务类知识的打工人都知道，没有财务主管之类的公司一定不要去，果然应该说，大明这家公司能活这么久，靠的全是垄断吗！

大明政府的财政收入从洪武朝到万历朝，始终在三千万石左右。

如果分析明朝不同时代的物价就会发现，加征三饷名义上增加了税收，但实际大明朝的收入却一直在下降中。

明朝与西方（主要是西班牙）的贸易中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顺差，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做开采到的白银，其中接近2/3，最终都流入到了中国市场进行消费，这大大的增加了中国的白银货币储量，并且最后促进了明政府承认白银货币化。

这本身是一个好事情，但这个新的改变却带来了一个新的危机。白银的大量流入，代表着货币量的增加，而同时货币量增加也就表示了货币购买力的贬值；而且大明的士绅们有一个坏习惯，将赚来的白银藏到家中，或是买房置地，而不是流入市场上，货币的流通环节出现了问题，不能形成闭环；在西班牙衰落之后，外国向大明境内进行的白银输入量也奏骤然跌至谷底，这导致了大明在突然之间在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瞬间减少，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且很显然，这些经济学上的概念已经大大的超出了当代人的见识。

事实上，此时的西方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上涨了四倍，粮价上涨了五倍；法英德等地区的平均物价上涨了两倍半。然而，这些在也刺激到了西方的殖民开拓与商业、手工业发展，他们所谓遇到的一切问题，都能在掠夺殖民地以及向其他国家的战争中弥补回来。

但对大明来说，白银的流入当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增长，与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海盗业的发展）但从宏观上来看最终这一切只是促进是士绅层的崛起与土地兼并，而且大明也没办法向外部找补，只能在内部进行压迫，这他妈就很尴尬了！

从万历到崇祯，白银的购买力大约降了四分之三，也就是此时大明的名义税收增长了一倍，但实际税收却减少了一半，显然，这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财政危机来形容了。

其实大明是有很多次机会，使局势不发展到这种地步的。

往近了说，一个是武宗时期，武宗本人精通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藏语，阿拉伯语，鞑靼语，并且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无数人都yy如果这位爷能开明专制，或许能促进大明进行自身的现代化。

但很可惜，武宗对西方的态度更多的是出于他自己的好奇心，而非是想要促进明朝的进步；虽然他本人确实对于西方的技术有一定的兴趣，但却一直没有什么将此推广的想法，甚至连引进先进技术这个事情本身都随着他的早逝无疾而终。

第二次时机，是自己的爷爷万历，在万历朝的早期，尤其是张居正改革之后，吏治有了明显的好转，税收从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如果以此为契机，更进一步其进行一系列改革的话，情况绝对会比现在好得多。

但是大明在那时不但没有改革，反而因为万历本人的怠政，后期的文官们政治斗争无底线的内耗，和多年来积累的腐朽，导致了原本那个已然不合时宜的制度也不能继续良好的运行下去了。

看着自己眼前的这个烂摊子，朱由校十分的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