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的认知里，这次变法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教ke书里是这样记载的：公元一零七六年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依旧坚持变法，但却举步维艰，直到三十八岁去世，其后八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认命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史称元右更化。

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司马光等人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以及党争的先河。

可书里却没写，在高太后过世后，十六岁的宋哲宗在元佑九年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曾布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右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着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高太后，为哲宗所止。

到了宋徽宗时期，为了调和两党之争，赵佶将章惇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补救一番。

当然，在贬斥章惇这件事上，徽宗赵佶报复的可能性更大，只因在宋哲宗去世无子的情况下，选择大宋后继之君时，向太后属意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而章惇则大力反对，他给出的意见是，“端王轻佻，望之不似人君。”

因此，赵佶登基后，完全有动机报复章惇。

可即使如此，有一点却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徽宗赵佶也是变法派，他在位时力图恢复父兄的新政。像大名鼎鼎的奸相蔡京，便是新党中人。

只不过遗憾的是，此时新旧两党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再有就是，蔡京私心过重，与宦官童贯等人勾结，立“元右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

这便使得赵佶在位期间，非但没能压下两党之争，反而使得两派斗争愈发激烈，加速了北宋的亡国。

但有一个事实，后世却没人提起，那就是在哲宗、徽宗时，二人逐步恢复了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王安石变法的举措。

也就是说，从宋神宗开始变法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的这四十年间，有大部分时间北宋实行的就是王安石变法。

如此，又岂能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

后世不提“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这一观点，是由于其变法内容符合是时代潮流，比较先进的，像民国时期实行的保甲制，便是参考了王安石的保甲法。

俗话说的好，领先一步是先驱，领先十步要先逝。

王安石就是太过领先所处的时代，才落得那个下场，也间接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好比真实的历史中，古人对其变法的主流看法都是负面的，南宋、元、明、清四代近八百年中，王安石变法大抵是祸国殃民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也难怪历史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是发生金国入侵之事，就算北宋不亡，但也绝不会再有南宋的百年江山。

某种程度上，外敌的入侵促使宋朝内部矛盾趋向缓和，使得外部矛盾成为主流，延缓了宋朝的存在时间。

当然，不管这种观点是对是错，都不能改变穆栩南下的决心。

到了靖康元年年末，穆栩和大宋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但凡明眼人都看出来，双方的大战就在眼前，已是不可避免之事。

与穆栩的坚决不同，赵桓此时仍旧心存幻想，到了这年除夕来临之前，他不顾吴敏一行被扣押的事实，又派遣了一队使节前来出使，妄图用高官厚禄和割地赔款，来诱使穆栩放弃战争。

穆栩一开始对宋朝使团来访一事，本是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直到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勃然大怒。

原来当日祭祖完毕，在休息的间隙，赵福金突然一反常态，言语中不但提到了近日之事，还拐弯抹角的替赵桓说起话来。

穆栩一听这些话，顿时就警觉起来，只因他清楚的知道，妻子是个喜静之人，平日里几乎很少出府，又不爱过问外间之事，今日却这般反常，必是有人在她面前说了什么。

若想轻易接触到妻子，并挑拨她来劝说自己，那此人要么是府上下人，要么便是拜访的官员女卷。

想到这里，穆栩的脑子立即转动起来。

他心下明白，此事若是前者所为还好，无非是府上有大宋安插的探子，只要将其揪出来也就是了。

但若是后者的话，那就说明他手下或许有官员怀有异心，要不然就无法解释，谁家女卷会这么不开眼，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