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决定，引起于大海强烈不满。他像一只被困的猛兽，狂躁不已。但是，公安职业所具有的军队纪律性，使他不得不服从命令。

调离刑警队之后，于大海并没有停止调查，依然我行我素，利用业余时间和各种渠道，继续追踪地包杨的下落。

可惜受其职务所限，于大海只能在本市区内活动，还是在治安管理的权限之内。

为了改变这种被限制的环境，于大海寻找各种理由，不断向局长马陆和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刘仲伟等领导，提出回归刑警队的申请，可惜一直没有结果。

这也是我们之前讲的，为什么于大海会一次次被刘仲伟误导的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为一点点希望，做出最后努力。甚至，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

根据地包杨可能潜回的信息，再联想到他们两个颇为暧昧的对话，马陆马上意识到，于大海与刘仲伟，可能已经达成有条件调其归队的交易。

假如地包杨真地潜回烟海，马陆不安地想，于大海一定还会不择手段地去追捕他，为搭档报仇。那么，一个在明一个在暗，最后受伤的不一定就是地包杨。

犯罪嫌疑人杨幸福，绰号地包杨，因为父母早亡，与奶奶一起生活。

由于家境窘迫，奶奶又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对他约束管教，结果在他初中还没毕业时，便开始混迹社会，与地痞流氓厮混，偷鸡摸狗，四处鬼混。

传说地包杨是在出卖自己的结义大哥江国强之后，成为第二代涉黑组织帮派老大的。

根据省（公安）厅犯罪心理学家提供的侧写报告：杨幸福文化程度低下，没有社会公德概念，其生活经验多是他求生本能所得。

杨幸福因为父母早亡，缺少家庭教育，性格叛逆，敌视道德文明。不幸的少年生活，使其心灵扭曲，对社会充满仇恨，形成极端的反社会人格。

从杨幸福以出卖结义大哥，换取自己利益，以及日常偏激行为分析，此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且因为常年呆在黑组织中，为了生存，他已经养成多疑狡诈的个性。

为了维护自己在黑组织中的权力与地位，他经常采用殴打、恐吓的手段，对付手下，而且报复心极强，是一个作奸犯科不设底线的极端分子。

基于这个侧写报告，马陆担心：假如，地包杨一旦潜回烟海，即使于大海不去追踪抓捕他，他也会去找于大海，以报复对方誓言将他抓捕归案的执念，以及对他从不放弃追捕的行为。

地包杨的生存理念非常简单：消灭对方，就是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

虽然暂时没有证据证明，但最令人不安的，是在最近这几年，多次开展的打黑行动中，几个涉黑组织头目，包括主要成员等，都侥幸地提前外逃，躲过打击，结果使打黑行动，都以逮到几个无关紧要的马仔结案告终。

特别是于坚之死，诡异地让人不寒而栗！

自此之后，在马陆的心中，产生一种不祥地直觉：很有可能，在警队内部出现漏洞。一是，在警队中，可能有内奸、叛徒存在；二是，某位市里的要员，被地包杨的涉黑组织收买，为他们提供情报和暗中保护。

假如地包杨真的潜回本市，这不仅是抓捕对方的好机会，更是引出叛徒的最佳时机。马陆想，必须控制于大海鲁莽追捕地包杨的行为，这样既可保护他不被黑组织伤害，更避免他干扰自己已经布局的诱敌计划。

马陆基于这个考虑，马上做出一个决定：于大海必须留在治安大队，还得想法用一个硬性任务拴住他。

想到这里，他不容置疑地说：“仲伟同志，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有关于大海的工作调动，必须经过局长会议研究决定，由我本人签字后，才能生效，明白吗？”

马陆毫不含糊地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让刘仲伟一愣，颇感奇怪，这是他不常有的行为。

从实际工作的角度讲，刘仲伟并不希望于大海调回刑警队。

于大海倔强的性格和他直言无讳的言行，特别是当他进入高度亢奋状态后，（这主要表现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从不把上级领导放在眼里的，那种我行我素的作风，是每个分管局长都不愿意看见，也不能接受的。

现在，局长马陆几乎是在无意之中，给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自己对于大海的承诺，瞬间变得毫无意义，刘仲伟当然乐在其中。

“请局长放心，我一定按组织原则办。”

“很好，仲伟同志，我希望如此。”

马陆的言外之意是——你可不要出尔反尔。

刘仲伟现在不想在这些毫无意义的枝节问题上，让马陆产生过多质疑，从而对自己产生成见。在目前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多说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