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好几天都没有遇见高老师，但是我时时有被人凝视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过敏，但是一想到我在某人的目光注视之下，我就做不到刻意去寻找和高老师偶然相遇的机会譬如去她办公室楼下。

好在工作可以麻痹人，但是也不能麻痹许久，因为紧接着一场验收会，高教授又要出席我们不可避免地又要碰面。

说起来，在这个时候，我还真有点害怕和高教授见面。

这种感觉，就好像小学生或者初中生，欺负了同年级或者比自己高一两个年级的女生之后，和她正在上高中的姐姐不期而遇。

在校园里面，因为辅导员不上课，所以像是我们本科生同级别的选手起码差距不大，但和教授一对比，就好像初一学生和高三学生的对比一样，不在一个层级上。

因此，见到验收会上的高教授的时候，我虽然表情尽量平静，但是心中始终有些惴惴，唯一能够给自己打气的方式，就是告诫自己要把现实当作是一场戏剧，自己要表演得足够精彩，不能够怂得让戏剧失去了张力。

要硬撑住，哪怕像小马哥一样被人用枪指着头。

实际上，拼得一身剐，外部的武力胁迫根本不算什么，真正强大的是控制人内心行事观念的意识形态：就好比说基于社会关于老师的意识形态，虽然我敢于在特定情况下打高老师的屁股，但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向高老师动手，更不要说高教授，哪怕不在学校里。

也许毕业几年之后，这种道德强迫才会变弱，或者被空置不用以至于感受不到，但是实际上它也许一直潜伏在我的骨子里。

说起来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许多人说想要打班主任一顿，结果最后一个动手的都没有。

再举个例子，我被我爸和我妈“教育”的时候，受我“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便我爸和我妈已经是虚弱的老人了，在我面前不堪一击，我也最多只敢逃跑，不敢还手，如果是我现在的年纪，说不定我还必须站直了挨打我还真挺渴望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机会了。

意识形态是当前社会运行规则合法化的表现，是社会秩序最有力的保证。

所谓的礼坏乐崩，就是意识形态剧烈地变化从而引发了社会的乱象。

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似乎是万能的描述，社会意识形态一边因袭着从前的传统，同时又在缓慢地不断变化着。

我们的社会正持续地抹去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诗人和教授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整句话正适合吐槽这场验收会，虽然我没有亲手去递交专家费。

在场的专家们努力从专业的角度、殚精竭虑地替发钱给他们的验收单位寻找报告上的错漏。

我观察到高教授在开会的时候显得非常认真在我看来。

在推选专家组长的时候，她当然地推让给了更有年纪和权威的老同志，然后顺便瞥了一眼坐在后座角落处的我。

我被她看得有些心慌，当即低下头，随即意识到这样做太刻意了，不应该。

供电公司的项目的验收会议就好像是精心准备的一场过场，大家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是剧本已经是提前写好的了，这就是社会必需的程序正义。

会议结束之后，高教授自然地凑到我面前，“走啊，小罗，我们一起走了。”

上一次好像说的是同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