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徐阶、高拱,后世对其功过也多有议论,但只论官场争斗手腕,还是徐阶更胜一筹。
二人同为大政治家,权谋手段或许各有长短,但若论洞察人心,毫无疑问,无人能与徐阶相比。
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徐阶周旋于严嵩父子和嘉靖之间,直到必胜之时,才一举将严党连根拔起,正是因为他摸透了嘉靖与严世蕃的心思,方能对严氏父子一击必杀。而此次逐高拱又一次展示了他这项非凡的本领。
此时,听张居正对二人的推崇,张敬修心中深以为然,但他认为还是自己老爹厉害。
试想一下,若是张居正不做那救时宰相,只如老师徐阶般缝缝补补,又怎会落得那样的下场?只是若真如此,那张居正也不会被后世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内阁首辅了”。
张敬修心中仔细斟酌后,对张居正道:“儿初以为高阁老为言官所逐,然听父亲之言,似是元辅在后谋划。元辅权谋手段高超,此时威望又如日中天,恐怕陛下都对元辅束手无策。”
“然‘一朝天子一朝臣’,眼下,陛下迫于形势,仍需元辅在朝。但此番内阁争斗,陛下必对元辅心存芥蒂。试问,岂有不得天子信任之辅臣?元辅心思缜密,工于谋身,又怎会察觉不出陛下的心思?且元辅已年近古稀,届时,恐怕元辅自己都不欲在内阁久待吧。”
张居正稍加思索,便明白了张敬修的意思,道:“你是说,元辅可能会自请致仕,而陛下也会任其离去?”
张敬修道:“正是如此。若真到那个时候,以陛下对高阁老的信任,又怎会不将他召回朝中?”
张居正摇摇头道:“你所说虽有可能,但一切只看元辅心意。以元辅的为人,又有现今的局面,怎会轻易离去?”
是啊,徐阶虽在嘉靖四十一年就登上首辅之位,但此时才可以说是真正大权在握,又怎会不大展拳脚?
张敬修知老爹是以己度人了,道:“元辅非恋权之人,又已年老,若明知不得陛下信任,为子孙计,怕是会萌生去意。”
说徐阶不恋权,是有根据的。他一担任首辅,就在办公房内挂了一个条幅,上书“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而且当政时也说到做到。
听了这话,张居正手摸胡须细细思考,他虽觉得儿子说得有几分道理,但不认为徐阶很快就会致仕。在他看来,徐阶就算主动致仕,那也要三五年之后。到那时,高拱能否安然起复就更是个未知数了。
过了一阵,见老爹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张敬修心道,若非我从后世而来,恐怕也不会相信,徐阶刚把高拱赶跑,仅过一年就主动放弃了手中的权力。
于是,张敬修转移话题,问起了言官围攻高拱之事。
张居正也想问问儿子对言官的看法,道:“言官有监察、封驳之权,若其联合,其势不小。若利用得当,可成大事。”
张进修问道:“若父亲当国,当如何用之?”
张居正不假思索道:“以内阁统六科,以六科察部院,以部院察地方!”
“考成法”,张敬修脑中瞬间闪过这个词,嘴上却脱口问道:“父亲可否详说其中奥妙?”
其实张敬修哪会不知考成法的细节,他只是想听听此时张居正所思与其执政时有何不同,要知道这考成法虽大大提高了朝廷的行政效率,却也把士大夫们得罪狠了,而且有些官员为了考核合格,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底层民众的盘剥,使得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见儿子感兴趣,张居正也想倾诉一下他的想法,便耐心的解释道:“今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因而,要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必得对上下各级官员的实绩严加考核。而考核之法就如我刚才所说,自上而下层层监督,以此保证中枢政令畅通无阻。”
显然,张居正早已将考成法思考成熟,难怪在登上首辅之位不久后,就立即推出考成法。
以张居正的智慧,不可能不清楚此法推出会从上到下得罪大批官员,仍毅然为之,这便是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怀着对老爹的敬佩之情,张敬修提醒道:“此法虽好,但天下官员反对者必然众多,且其中也有不少弊端。”
张居正眉毛一扬,对儿子所说‘反对者众多’不以为然,而是问道:“有何弊端?”
张敬修分析道:“父亲所言考核官员之实绩,需以量化为准。以赋税为例,要求地方上缴一定数目的赋税,并以此层层考核,直至州县,然赋税何来?民也。若真严格考核,地方官员为求合格,怎免得了横征暴敛?再者,也难保官员不会上下沆瀣一气,弄虚作假。”
因张敬修所说,以考成法向地方考核赋税征收,正是张居正心中所想,使得他古井无波的脸上有了些变化,不由得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桌子,思考起来。
良久,张居正才说道:“向民征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听老爹这样说,张敬修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民本已不堪重负,若真层层考核,负担终将落于平民百姓身上,如此一来,民何能得安?”
张居正改革中,考成法和一条鞭法,虽暂时解决了朝廷的财政危机,但对于百姓来说,在层层摊派之下,实则更加重了负担。
张居正瞪向张敬修,沉声道:“纵使不对地方严加考核赋税征收,民间负担又岂少了?更何况,其中大部分还被地方官吏中饱私囊。”
张敬修道:“儿有一问,不知父亲可否为儿解惑?”
张居正喝道:“有话就说,何必故弄玄虚!”
见老爹发怒,张敬修却施施然问道:“父亲觉得我朝积弊根源在何处?”
张居正沉默了。
张敬修自顾自说道:“土地兼并?抑或是吏治腐败?或许吧,但更根本还在于历朝历代皆有的‘宗藩制度’和‘优免制度’。我朝厚待宗室,堪称历代之最。如今,光是供奉宗室支出,便已达天下赋税十之二三。另外,士大夫可优免赋税,与宗室乱象同,皆为土地兼并主要成因。所谓‘水可载舟,亦能覆舟’,若所有负担皆摊派于百姓,纵使一时中兴,也必不能长远。因此,此二弊不除,想要富国强民不过只是镜花水月罢了。”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那世袭罔替的封建制度,以及那禁锢人心思想的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