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吕渭纶的回答，袁宗道叹了口气，“算了，虽然你的回答很模糊，但也能听出，你应该不是那种复古派的人。”

对此，其他学子也点头表示同意。

复古派？

对此，吕渭纶略有了解，他们说的应该是李东阳等人提出的复古主张，在嘉靖年间达到高潮。

有嘉靖七子之称，这其中就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余日德、张佳胤。

他们七人受李东阳和何景明等人的影响，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复古。

更是说出了，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模拟古人就可以了。

并且武断地认为散文自西汉以后、诗歌从盛唐以后，都不值一读。

因此在嘉靖年间和隆庆年间将复古运动推到了顶端，学术界也一般称这七人为复古派的后七子，前七子就是李东阳他们。

到现在，万历八年。后七子复古派的领袖李攀龙，已经去世，目前大明的文坛盟主都是王世贞在主持，他的一言一语能吸引文坛众多年轻人为之奔走，影响巨大。

“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褒赏，声价骤起。”

这就是对王世贞文坛盟主影响力的最好记述。

根据刚刚他们几人的反应来看，虽然王世贞的声名显赫，复古的主张也为众多士大夫所喜，但他们应该反而是极其厌恶这个复古派的。

就算让吕渭纶来看，他也觉得不应过分强调复古，古人的一些诗词和文章的确写的妙，可这并不意味后世人就可以没有创新，直接模仿，过了几百年之久，还在重复以前，那属实是不利于文学的创新和长远的发展。

吕渭纶言道，“我确实不喜复古派。那你们呢，又是师从何人？”

有两人率先回答，说是姚江学派的。

这姚江学派其实就是王守仁开创的了，他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该学派也称为阳明学派。

他们提倡的就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

又有两人回答说，他们跟随的是王学的“浙中派”。

这王学“浙中派”其实也跟姚江学派是同根而生，是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开创的，弟子称他为龙溪先生。

这王门共有七派，这“浙中派”其实也就是著名的七派之一。

王畿虽然师从王守仁，但事实上他很多思想和主张还是和他老师有一定差别的。

剩下的学子们也都是王门学派的，只不过是旗下的不同分支。

但唯独袁宗道和汤显祖两人表示，并未彻底归属于哪一学派，他们只是喜欢一些学派人物的主张。

但若是真要说哪一学派的话，两人表示，那必然是王门七派中的泰州学派。

这泰州学派也是王门七派之一，嘉靖五年1526年，王守仁的徒弟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开始泰州学派的创立之先河，学生多是下层社会人士，如农夫、樵夫、陶匠、灶丁等。

这王艮虽说是王守仁的徒弟，但事实上他并不是因为崇敬王守仁的学术才去拜而为师的，他其实就和明欢那个小和尚一样，只是为了求生。

但在王守仁门下接受熏陶后，渐渐也对学术这方面有了自己的见解，据说他原名为王银，王阳明觉得他个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之意的“艮”字。

值得一提的是，王艮这个人在王守仁门下待久了，学会了些东西，就开始学着创新，他常常不会接受王守仁的思想，经常与他发生争执，不拘泥传注、也不因循师说，于是自创“淮南格物说”。

至此，才慢慢有了与王守仁不同的思想，他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

于是在嘉靖五年之时去书院教学时就大肆宣扬自己的观点，即“百姓日用即道”。

求学者纷至沓来，王艮的门徒以平民百姓居多，“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

他的一些思想其实就和现代一些思想有着共通之处，就比如大多数人们崇尚“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认为你出生下来没有学习的天赋，那你这辈子就没了。

而王艮则不相信，他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他自学成才的切身体会。

这王门七派之中，要让吕渭纶选一个，他也会偏向于泰州学派，只有这个学派在一些思想上更具有创新性，特别贴合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背景。

王艮曾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己”，“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

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

而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

阐述“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维护百姓利益的“绝唱”。

对接受现代教育的吕渭纶来说，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更是让他感觉到王艮思想的先进性和超前性，而泰州学派整体又是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因而泰州学派中的弟子大多都是普通百姓。

这种思想虽然为百姓追捧，但相应的，就会遭到那些统治阶级的不满，毕竟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他们就不能更好的保持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故而泰州学派的思想也注定只能在民间流行。

而程朱理学和心学才有机会被统治阶级所赏识。

在大明的文坛上，就有人尖锐的指出，王艮的“以身为本”“明哲保身”的思想是临难苟免，贪生求安。

但在吕渭纶看来，恰恰相反，在社会政治极端黑暗的几十年间，王艮目睹了权臣奸宦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剥皮、廷杖、充军种种可怖景象，对上层官吏就是这样，对于下层官吏和普通百姓更不必说。